序
看得見的正義，看不見的人心
拿到吳婷的書稿，感覺沉甸甸的：一方面，這是一名極其勤奮和富有責任感的一線記者多年來累積而成的採訪成果，是多少個日夜奔波、竭慮、對話、奮筆甚至經受誤解而修成的正果；另一方面，採訪所覆蓋的從香港「佔中」、反修例到國安法與選舉制度改革，都是「一國兩制」驚心動魄的轉折事件，是情分磨滅、權力出場、鬥爭升級與前途博弈的慘烈過程，而吳婷的採訪記錄比一般學者所論或官方所記更加立體、鮮活、刺眼乃至於能夠催逼每一個真正關心香港「一國兩制」命運的人去深入反思：香港到底怎麼了！吳婷坦言，這些事件讓香港被內地看見，被台灣看見，也被世界看見，但撕裂更加凸顯——香港不再是「一國兩制」下東西方的一個共識平台，而成了「新冷戰」的一個戰場。國家基於主權理性與發展利益採取了決定性的鬥爭立場和制度重塑策略。「一國」更顯著了，「兩制」的模糊空間清晰化了，香港被更多「看見」了，中國也被更多「看見」了。那就「看見」吧！
吳婷的採訪很有問題意識，而且也很敬業和專業。作為書中多次受訪的學者之一，我對她的「媒體專業主義」深有體會和認同。港澳範疇的媒體，尤其是港媒和外媒，一遇到重大社會運動，其媒體專業主義往往就會後退，假新聞、「標題黨」以及虛構的政治衝突、對社會運動的過度介入、立場嚴重偏向等，造成了媒體倫理的嚴重退步。從「顏色革命」的行動元素來看，這不奇怪，媒體往往成為革命的生力軍，但從媒體倫理而言，許多記者和媒體平台的行為實在不敢恭維，甚至存在違法性。我常常在思考：從「佔中」到反修例，如果至少港媒的主流能夠堅持事實、法治和專業立場，相關事件也不至於陷入死局。這一死局，破壞了香港的法治根基，阻滯了普選的民主進程，耗竭了中央對香港的最後情分和信任，追求到的又是怎樣有利於香港的新秩序呢？當然，媒體不能背上所有的「鍋」，但媒體偏離專業、自以為是甚至濫用影響力的操作，最終傷害的是香港社會所有的人。從吳婷及其所在媒體平台身上，我看到了一種理性和專業性的媒體倫理，如一股清流，因此樂意長期合作與互動。
吳婷的訪談具有如下的鮮明特徵，從而確保了主題相關性和深度：
其一，選題與概念化的自覺及精準。比如能夠圍繞「佔中」、反修例、國安法等提出一系列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又用於支撐所謂香港「二次命運」的宏大探討。在媒體視野、學術品味與論述深度均有較大局限性的香港輿論場，這些命題及其破解整體提升了思考香港問題的理論層次和思想格局。
其二，採訪對象的多元性及代表性非常突出，能夠提供與上述選題相稱的深入剖析和解讀，比如強世功關於香港制度背後的儒家倫理與自由主義張力問題的探討、陳端洪關於香港作為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試驗場的論述，以及我本人對于品海先生所謂「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問題的解讀和延伸，進而思考香港「一國兩制」的下半場問題。這些具有代表性的訪談對於香港社會深切理解「一國兩制」治亂更替背後的深刻道理、法理和趨勢是非常重要的。
其三，採訪稿的完成度和編輯水準非常高。在我的印象中，吳婷非常謙虛謹慎，採訪稿拿不準的地方都會及時跟我回饋請教，務求準確表達有關意涵，對容易造成誤解的概念或提法也會提出她的獨立意見。這種友好的「參與式訪談」對於採訪稿的最終品質和社會接受度是非常好的支撐，顯然她堅持的是思想性和品質優先，而不是媒體慣常的「流量主義」。
其四，採訪作品整體上具有理性和批判性相結合的特徵。採訪提出和分析問題較多，也有嘗試性的對策思考，但重心仍在於為變動之際的香港社會提供真問題、真思考和真答案，吸引更多人士參與相關的公共辯論和商談，以期產生新的公共理性和社會團結的牢固基礎。不過有所遺憾的是，「佔中」以來香港社會整體的乖戾氛圍及政治極化趨勢難以提供理性商談的必要條件和空間。
吳婷和她所在的媒體作了艱辛的努力和嘗試，但「理性」是怎麼從香港社會消失的？精英是怎麼放棄思想責任和團結倫理的？青年人又是怎樣背棄法治和國家認同的？這些棘手的「大問題」顯然不是孤立的「理性媒體」可以解決，但其解決必然離不開媒體負責任的引導和塑造。在此意義上，吳婷此書顯得突兀但又有幾分妖嬈，像懸崖之上的一朵希望之花。
書稿的整體佈局是時間線和問題線的交織。「佔中」和反修例構成了香港「下行」的主要線索，是香港法治與繁榮遭受侵蝕、國家主權與安全遭受破壞的基本事件和背景。我非常同意吳婷在本書開頭作出的基本判斷：修例風波是「香港繼六七暴動後半個多世紀裡爆發的最大政治危機」，而後續的國安法和選舉制度改革都是它結出的「果」。香港「一國兩制」的大事因緣，就在於一種基於民族情感、歷史審美和發展利益的「戰略性模糊」，在於中央權力的高度節制與香港特區對國家利益的有效促進，如此才能情分厚植、權力隱退、政策傾斜、「傲嬌」依舊。但香港如果不能確保國家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不能承諾並實現最基本的「愛國者治港」，不能與國家民族關於歷史、體制和發展達成最基本的共識，而是一味追求西方認可的自由民主及完全自治，甚至萌生「港獨」衝動，充當「新冷戰」棋子，那就走到了「一國兩制」的極限之外而成為制度之敵。如果說「佔中」是半套的「顏色革命」，多少有着對基本法普選條款的認同和競爭性立場，並且基本持守非暴力抗爭的底線，那麼反修例則是一種恐怖主義式的全套「顏色革命」，不僅完全否定了香港社會所有的核心價值觀，而且對憲制秩序和國家安全造成了極端威脅。所謂「時代革命」，用國家的革命政治文化來評價，屬於不代表時代的一群人的「反革命」。今天，那些所謂的「時代革命者」（「手足」）或「國際跑路」，或退出政壇，或隱忍蟄伏，或身陷牢獄，他們受到了「時代」和法律的正當審判，為自己的行為負上沉重的道德、歷史和法律責任。與「下行」線索相應的，是2020 年以來中央的重大立法，即國安法和新選舉法——「一國兩制」的「上行」線索。吳婷的訪談對國安法和新選舉法着墨甚多，不僅整體上肯定了國家垂直立法的正當性，還難得地提出了一些可貴的商榷性意見，比如國安法不是「魔法棒」，無法解開港人心結，以及愛國者治港帶來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當性與認同問題。這些對宏觀立法的評述，尤其是基於香港立場提出的針對性疑問，是吳婷對港人「心結」的理解和傳達，也是需要中央和涉港研究界深切思考和回應的真問題。國安法和新選舉法，對原來的基本法秩序進行查漏補缺，提供了可見的制度正義，但徒法不足以自行，看不見的香港「人心」到底在國家這些立法的刺激作用下發生着怎樣的「化學反應」，當下仍然不得而知。
如果說「佔中」和反修例是吳婷訪談呈現出的「香港問題」，那麼國安法與新選舉法則代表了中央的解題方案。但吳婷的思考顯然並未止步於此，而是更深入觸及了香港「二次命運」的大命題。新法在香港社會仍將有一個較長時期的接地氣和人心接受的過程，而且制度之外孕育「人心」的教育、文化、歷史觀及精英網絡仍然成建制存在，「人心回歸」需要制度外的多種對話、教育、引導、利益聯結、身份賦予及共同體塑造等維度的久久為功。吳婷此書的貢獻，在於不迷信制度的「硬實力」，而立足人心的「軟實力」，盡量完整、系統但又高層次地呈現香港2014—2021年的變亂線索與治理邏輯，最終仍在於提供「社會對話與和解」的議題、概念、判斷和方向感。為此，我非常誠摯地向香港社會推薦此書。書中包含了香港再出發無法繞過的歷史糾結與人心掙扎，這些客觀的傷痛必須由負責任的香港人與國家共同面對及彌合。此外，我也希望向台灣社會推薦此書，因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已成為污名化「一國兩制」的陳詞濫調，而「台獨」勢力對於香港經受的太多陣痛也有煽動助長之過，但更多的台灣民眾需要正確理解香港「一國兩制」的全面經驗以及國家決策的理由和正當性，才能正確思考自身的命運和歸宿。海外對香港的「看衰」是一種膚淺的媒體霸權與價值觀偏見的結果。耐心讀讀此書，通過吳婷的筆觸及其連接的兩岸三地前沿知識分子的思想力道，或可真正看懂香港，看懂「一國兩制」，看懂中國的文化、政治與發展意志。
走筆至此，才發現今天也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吳婷在訪談中也有專門觸及。遺忘歷史是無知，拘泥歷史是短見，超越歷史才是進步。因應香港「一國兩制」的制度檢討與擴展，尤其是國安法的全面準確實施，一個補課性質的「去殖民化」過程與國家認同建構過程正在嚴密甚至嚴厲地展開，香港的自由和民主習慣的「灰色地帶」正在被新制度清晰化從而發生着重要的調整適應。這一切，無疑是香港的新生，而只要誠心超越歷史，追求共識，立足法治與民族立場，過往的虛妄心魔和恩怨情仇均可得到恰如其分的安頓，而不再成為阻隔人心、撕裂社會及仇視國家的來源。如此，看不見的「人心」才真正回歸，而「一國兩制」在這樣清清爽爽的社會心理氛圍下才可能人人擁護、行穩致遠。
是為序！願香港與祖國攜手，明天更美好！
2021年6 月4 日
於北航世寧大廈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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