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最初，好奇的是《易》
謀於天，謀於鬼神。因為徬徨，由於無助，更有太多的不安和恐懼，在得與失之間擺盪，藉由占卜，落定自身的塵埃。但《易》絕不止於此。
感謝毓老師帶我進入《易》經的世界。在臺大就讀時，一週有三個晚上在溫州街的天德黌舍上課，學四書，上《易經》，童蒙的世界，自此打開了古典的大門。我終於知道，古書原來可以如此活讀。毓老師的全名是愛新覺羅毓鋆，是滿清皇族的後裔，生於清光緒卅二年（1906），卒於民國一百年（2011），享耆壽一百零六歲。他解說《易經》時，經常以中國現代史的人事作為例證，但他所經歷的中國現代史，往往和我在教科書上讀到的差異極大，經常令人疑惑所說的是否為同一時空的人事。「盡信書，不如無書」的體悟，終於領會。以現實世界的人事印證《易經》，強而有力地指引我日後閱讀經典的方向。數千年前的經典之所以仍在流傳，其價值不為時間洪流所淹沒，正在於其中亙古彌新的思想，禁得起時間一再考驗。而《易》中天人之際的的多元思考，亦在我心中逐漸萌芽。
六十四卦上完後，才開始教如何占卜。問卦解卦的沉迷，終止於屢屢神準的貞凶。金盆洗手，書本也開始蒙塵，但六十四卦陰陽起伏的變化，卻一直憧憧往來於心。《易經》的智慧，一直提醒我，在人事物的表象之下，內裡尚存在太多的運作，跳脫當下的侷限，從更宏觀多元的角度深入思考，才可能掌握來龍，測知去脈。觀象玩辭，即使不占，也能知幾。
原本謀於天，謀於鬼神的《易》，至此，轉成了人試圖掌握宇宙的法則。觀乎天文，察時變；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從龜卜到蓍占，由自然兆紋到人為推算，與鬼神謀的成分仍在，但《易》理的邏輯與智慧，更是逐漸積累的人文產物。主角，漸漸由天移轉至人……。
後來，走入的是「心」
《中庸》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就是說，只要至誠，即使不占，也能具有前知的能力。占卜所扮演與鬼神謀的媒介角色，在人能至誠的前提下，可以完全擺落。餘存的，只有《易》理。
至誠，是實然並完全開展呈現天所賦予的本性，沒有一絲的阻礙或雜質。也就是在此時，人的境界步步高升，從盡己性，到盡人性、盡物性，可以與天地相參，甚至感知自然界的種種細微變化，並且預知變化的方向，進而贊天地之化育。其中的關鍵，是上天賦予了人道德的本性，經由人的努力，全然彰顯此性，便可具有化育天地萬物的能力。
更深入地說，天命的內涵，在人文歷史的發展中，特別是儒家的脈絡，逐漸被界定了具有道德的特質，所以才能賦予人具道德的本性。弔詭的是，與其說是天賦予人道德本性，不如說是人先界定了天命的道德內涵，再由天將此內涵藉由生化萬物的過程，傳授予人。如此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設定，無疑是來自於儒學濃厚的道德傾向。
《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由性到道，再到教，指示人可以努力與天並立的重要途徑。而山川鬼神、宗廟社稷所蘊含的神祕力量，或說可以預知未來，甚至主宰變化的能力，始終是人敬畏的對象，所以，人若想不占而知幾，則必須有明確的前提。這個前提，便是人必須負擔起率性、修道的責任，只有如此努力，方能取代占卜，與天交通，具有如神的本事。簡言之，人必須有成就率性修道的本事，才有資格擺落占卜所扮演的媒介角色，直接上達於天，與天並立。
天命的內涵，明確了倫理道德的走向。在生化萬物的同時，賦予根植於人性之中的道德特質。人對自然鬼神的敬畏，至此分化成對倫理道德的尊崇。
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之心乍然迸發，孟子由是推知仁義禮智四端之心，本具於人。並以盡其心者，方知性。知其性者，方知天。存心、養性，乃事天之途、立命之徑。孟子明白說出了心、性二者之間的關係，強調心的能動力是率性而知性的關鍵；更重要的，還指出「事天」是重要的任務，不可遺忘。由是可見，儘管人應致力於道德的修養，但對天的敬畏始終不曾抹去，因為天，才是一切的根源。
在孟子的概念中，存心養性的踐形工夫，發揮到極致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中庸》與天地參而並立的境界，到此更加濃縮完備於我一人之身。象山「吾心便是宇宙」、陽明「心外無物」，直承了孟子對道德本心的認知。心學一脈，將天內化於人，強調人的道德主體。心學，是人謀於己，謀於原始的具有圓善道德的本心；尋求的，是初始的、完滿的本我。
大三時，初識象山，尤好其簡易直截。「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深深烙印在心中。進了碩班，明代後期王門弟子遍佈天下，四處講學，眾多書院蓬勃發展的現象，深深吸引著我。探索江右王門三代弟子之間，如何藉由書院的設立，肇基並傳承王學，便成了碩士論文的題目。
當時，《續修四庫全書》等大套叢書尚未出版，所有需要的原典，全都得到到臺北中央圖書館（現已改名為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逐一檢閱微捲。論文內容雖不成熟，但算是早期全面關注江右王學及書院講學之作，其後研究江右者如雨後春筍，成果蔚然，與當時之篳路襤褸，已不可同日而語。
博班聚焦於清代學術思想如何藉由詮釋經典而展開。魏源倡導時代變革之際，仍持續注經，《老子本義》、《詩古微》、《書古微》三部著作，魏氏賦予經學特殊的時代意義，六經，成了世變的注腳。
魏源《詩古微》對西漢三家《詩》材料的掌握，與其他學者不盡相同，言人人殊的輯佚原則，原來大有蹊蹺。我暫時拋開心學的世界，鑽研起清人三家《詩》的輯佚方法，寫了一系列論文後，愈發覺得許多相關的重要概念，早在明代後期，便已出現端倪。明代雖無三家《詩》輯佚專著，卻有著明顯的「漢學」傾向：重視漢人《詩》說及經學傳授系譜、偽造三家《詩》相關的著作、輯佚緯書，並以《詩》異文考據疑難……，為清代三家《詩》輯佚奠下重要根基。而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因素，亦可由《詩經》角度重新思考，提供《公羊》學以外的視野。〈明代的三家《詩》學——兼論清今文《詩》學的興起〉一文，算是三家《詩》系列著作的收尾。
最後，從「心」窺見了《易》
繞了一大圈，念念不忘的仍是心學對初始本心的自我追尋。由《詩》移到《易》，不變的，仍是對人起心動念之間極其幽微複雜的難解。看了太多世間的變態，方知變態即是常態。謀於己的慎獨之所以重要，在於誠實面對己身複雜心念的起落，先不自欺，然後才能真正的不欺人。見成良知其實一點都不容易，致良知工夫的累積，須得足夠火候，才有見成的可能，否則只是空有虛表的膺品而已。王門弟子在本體與工夫之間的糾結，似乎回應了這疑惑，有趣的是，不少人不約而同地聚焦於《易》，以陰陽卦爻的符號和文辭，呈現更加豐富的心學面貌。藉《易》說心，也以心說《易》，在完滿道德、回復本心的過程中，窺見那原本謀於天、謀於鬼神的《易》，畢竟，也只是謀於己而已。
心學與《易》學融攝、貫通，彙整成一獨特的思想形態，特別處不止於對陰陽的理解，更有對於吉凶禍福的認知，悄然轉換為是非義理的抉擇；外在客觀而世俗的價值，鬼斧神工，自動繳械，臣服於極高明而道中庸，成為小者川流，大者敦化的一環。
以心學詮釋《易》，事實上是以《易》來說心學，將心學安放於《易》的架構，藉用《易》的符號與語言，更明確心學的內容，不論是本體或工夫，皆可在《易》中找到可資借用的素材，至於《易》本具的哲理，則因心學而形成另一特殊的思想。
於是，心學與《易》學之間的交疊流動，催生了心學《易》一篇又一篇的著作，完成了駿命不易的升等大業。
駑鈍的資質，自然過目即忘。龜速的寫作，卻仍堅持量少質精。如此景況，想要在學界生存，誠然大不利。感謝指導教授古清美先生的耐心與包容，以及王叔岷老師多年的鼓勵與薰陶，還有父母無盡的支持，願這本書的出版，差可告慰他們在天之靈，不會使他們蒙羞。而咕嚕、墨鼻、棕耳，多年的陪伴與守護，更是強大安穩的力量，在杕杜踽踽的學術道路上，溫暖照見本心的清明與純粹。
自入大學以來，臺大張蓓蓓老師、何澤恆老師對我照顧有加，博士畢業後，仍不斷關心；中研院史語所陳鴻森先生及師母長期的鼓勵，都是我在學界的增上善緣。此次出版，兩位匿名專家及叢書主編給予的寶貴意見，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呂妙芬學姐協助確認英文書名，中山大學政經系辛翠玲教授幫忙修正英文摘要，負責審查與編輯的紀淑玲小姐、郭千綾小姐的耐心與協助，在此一併致上最深的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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