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築要素溯源：庭院、斗栱和藻井的歷史文化底蘊 (電子書)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緒言
參考文獻
第一章 庭院的起源：從原始氏族大屋和排屋到商代庭院建築
1．原始氏族的大屋
2．含有多間房的排屋
3．含有多間房的大屋
4．早期的庭院
5．早期宇宙觀「四方」
6．象形文字「□」
7．形成庭院的圍合建築
8．關於「廊廡」的後世文獻
9．結語
參考文獻
第二章 斗栱的起源：中國青銅時代的建築
1．青銅器及其文化
2．青銅器和建築
3．有柱和鬥的青銅器
4．青銅案幾和轉角斗拱
5．青銅器與宗教建築
6．建築中的青銅構件
7．銅柱和建築
參考文獻
第三章 建築在昇天上的努力：漢代斗栱的發展
1．漢代的政治象徵意義
2．連線天和地
3．鬥和星宿
4．神聖的山脈
5．景觀與植物
6．後朝的斗栱
7．當代斗栱
參考文獻
第四章 從地到天：藻井在古代中國的起源和發展
1．藻井與水井
2．藻井與天窗
3．藻井與星宿
4．藻井的神祕特質
5．藻井在後世朝代中的變遷
6．現代時期的建築保護
參考文獻
結語
參考文獻

緒言
本書是對中國古建築中的三個重要元素——庭院、斗栱和藻井的文化溯源。然而本書的緣起，遠不像書名所示一般有著那麼宏大的規劃和目標。2014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寧波市保國寺古建築博物館邀請我去討論一下從人文歷史角度研究宋代保國寺大殿的可行性。從此我就被大殿的建築，特別是斗栱和藻井吸引了。當時馮繼仁（Jiren Feng）教授的著作《中國建築與隱喻》（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Metaphor）[1]在人文方向對於營造法式的獨創研究對我啟發很大。當然，在西方人文建築領域早已有類似的研究。例如，約瑟夫·裡克沃特（Joseph Rykwert）教授的一系列著作《跳舞的圓柱》（The Dancing Column）、《亞當之家》（On Adam』s House in Paradise）等[2-3]，在研究上以一個不可超越的高度一直影響著我。

2016年由保國寺古建築博物館牽頭的中日韓古建築海上絲綢之路的考察，意在找到中日韓傳統建築之間的聯繫。面對一些看似相同的木建構築，我卻有了不同的想法。在木構形式上類似的傳播中，其內含的文化是否也會有效地在異域傳播？顯然，中國文化的滋生環境要遠遠大於建築所能涵蓋的範圍。而且文化本身的傳承和發展是動態的。很多早期文化和傳統都已隨著朝代更替、歷史進展而消亡或改變，更何況建築。以中國的亭為例，亭源自戰國時期的防禦建築，到了漢代成為地方行政機關和場所。從三國到魏晉南北朝，亭又從行政機關轉變為沿著交通要道設立的驛站。同一時期佛寺道觀開始興建園林，亭也見於眾多園林之中。自宋代後，私家園林大量出現，在明清時期達到巔峰。亭成了士人陶冶情操和表達自我的地方[4-5]。如此看來，建築文化是不可能原汁原味地傳播到不同文化語境的海外的。再說，在中國傳統建築的創造中，立意與建造是兩個分離的過程：工匠負責物理形制的搭建，文人學士們則以詩詞的形式賦予建築內涵[6]。

如果說斗栱（和重拱）在唐宋之際的比喻象徵意義，可以根據馮繼仁的研究來形容，是「茂盛的樹枝和綻放的花朵」，那麼這種象徵性是否一直延續到大清帝國晚期？還有，早期中國建築中斗栱的象徵意義又會是什麼？後一個問題對我來說更具吸引力，驅使我去研究斗栱在漢代的象徵意義，論文《天柱：漢代立柱和斗栱的象徵功能》（Pillars of Heaven： The Symbolic Function of Column and Bracket Sets in the Han Dynasty）因此而完成。感謝期刊《建築歷史》（Architectural History）當時的主編安東尼·格比諾（Anthony Gerbino）博士對我英文寫作的幫助，在他的指導下，我對被接受後的文章反反覆覆修改了八遍。作為劍橋大學核心期刊，《建築歷史》的知識版權是屬於英國建築歷史學家學會（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of Great Britain）的，一年只出一刊。期刊編委會將我的論文放在了2020年刊第一篇的位置，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因為根據以往經歷，研究中國的論題在國際英文人文期刊中作為少數者總是被排在最後的。論文的中文翻譯工作是由寧波諾丁漢大學國際事務與國際關係系李昕茗同學幫助完成的，修改後作為本書第三章。

我對藻井與斗栱的研究幾乎是同時開展的，特別是在中日韓古建築海上絲綢之路考察之行中，我發現日韓古建築中並沒有斗八藻井，便由此產生了興趣。年少時對於像「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文化」這類陳述沒有什麼感覺，現在我覺得很幸運能作為華夏兒女的一員，正是新石器時代河姆渡的木構水井、青銅器時代的木構礦井、漢代的陶器水井、畫像石中的水井、漢墓的藻井、莫高窟的天花藻井和保國寺宋代的斗八藻井，使我的研究逐漸有了頭緒。大約五千年過去了，現代室內的平頂還是普遍被稱為天花，這與天空和藻井的聯繫絕對不會只是個巧合。

楊鴻勳教授對河姆渡木構水井的研究論文給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亞歷山大·索珀（Alexander Soper）教授經典的論文《亞洲的穹頂》（The Dome of Heaven in Asia）讓我在地域上往西追溯藻井的可能源頭。[7]胡雋（Jun Hu）教授關於東亞穹頂建築的博士論文[8]讓我感到漫漫長路並不孤獨，才華橫溢的他當時才剛好完成在普林斯頓大學七年的博士學業。班大為（David Pankenier）教授對於早期中國星相和宇宙學的研究[9]又把我帶到了浩瀚的星空。王愛和（Aihe Wang）教授對於早期中國宇宙觀和政治文化的專著《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Cosmolog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 China）[10]，以及曾藍瑩（Lillian Lan-ying Tseng）教授的專著《中國早期對於天堂的構想》（Picturing Heaven in Early China）[11]，確保了我的飛翔不像是一隻斷了線的風箏……

能爬到諸多巨人的肩上看不同的風景是種享受，往往還伴有豁然開朗的驚喜。透過對藻井的研究，我終於明白中國傳統建築一直沒有天窗的原因。遺憾中國古代房屋的「中霤」未能發展到古羅馬萬神廟中央天眼的同時，我更為中國古人含蓄地用天頂比喻星空的建築藝術而驕傲。為此我曾極度自我膨脹，一度要挑戰段義孚（Yi-Fu Tuan）教授的觀點：因為段老對於哥德式教堂與中國天壇祈年殿的室內做了番比較後，覺得後者還不夠莊嚴崇高[12]。但是我最後還是從中國美學與道德角度折服於段老那神一般的思想框架之中。關於藻井早期發展的論文《從地到天：藻井在早期中國的起源和發展》（From Earth to Heave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Zaojing in Early China）於2019年年底在劍橋大學核心期刊《建築研究季刊》（Architectural Research Quarterly）上發表。感謝兩位匿名評審者和主編朱麗葉·奧德格斯（Juliet Odgers）博士的幫助與指導。論文經過寧波大學科學技術學院翻譯系項霞教授的翻譯之後，做了適當的調整，成為本書的第四章。

隨著關於斗栱和藻井的兩篇論文的順利發表，我的信心和好奇心也隨之劇增。可否再往前追溯？中國青銅時代的建築和其反映的社會生活會是怎樣的？在考古學方面，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陸續出土了形制各異的青銅構件。很多考古和古建學者都相信這些構件屬於建築構件，被用來加固和裝飾木構件之間的連結。已有的這些研究促使我能更進一步地思考青銅製品與古建築之間的聯繫。特別是斗栱的起源，雖然有些學者（如於倬雲、郭華瑜）簡略地提到了斗栱形制在青銅器物中的展現，但是目前學術界還沒有一個系統性的研究論斷[13-14]。本書第二章就是為此而做的努力。按照常規推斷，木質構造相比青銅構造更為原始，考古上的發現也證實木建構築出現在新石器時代，要遠遠早於青銅時代。第二章探索了另一種可能，即在青銅製造技術和藝術都相當成熟的早期中國，青銅構件是如何影響木構部件的發展的。我的一些初步的觀點曾發表在與澳洲維多利亞大學李夢筆博士合作的論文《早期青銅器斗栱之文化含義探討》[15]《文物建築》第12輯（2019年00期）中。但是後來深入的研究使我的觀點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改變。

隨著研究過程中對相關歷史文獻和考古數據的累積，中國傳統建築中的重要元素——庭院，自然而然地進入了我的研究視野。雖然在對眾多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的考古中並沒有發現庭院建築，但是在它們的建築構造和布局中留下了蛛絲馬跡，這為後來庭院建築的出現提供了伏筆和有效的佐證。

考古學者和古建學者對於青銅時代出現的庭院建築的功能有不同看法：有些人認為早期的庭院建築是專門用來祭祀的；也有些人認為早期庭院建築帶有寢室，是用於君王起居和議政一體的，即前朝後寢式中國宮殿制度的基本格局雛形；吉德煒（David Keightley）教授索性創造了「廟宇宮殿」（temple-palace）一詞來形容早期大殿的混合功能，即表明商周時期宗教和政治的功能融合為一體[16]。巫鴻（Wu Hung）教授進一步詳細論述了廟制從周代至漢代的逐漸衰落，宮殿和墓葬隨之取代了宗廟的政治和宗教角色[17]。這一轉變過程使得庭院溯源變得有理可循。本書稿多處觀點都受到巫鴻教授相關研究成果的啟發和驗證。巫鴻教授對於中國古代藝術的深入獨到解讀令人敬佩，獲益匪淺。本書第一章的研究指出，早期的宇宙觀和宗教信仰是庭院建築產生的先決條件。庭院建築加固了古人對「天」的敬仰和對於天象的認知。第一章的初稿是用英文撰寫的，我的碩士研究生張軒瑞提供了中文翻譯和部分平面圖的繪製，在此基礎上我做了進一步的完善。

綜上所述，我陸陸續續的階段性研究在內容的時間排列和產生順序上其實是逆向的，先從漢代開始，再到青銅時代，最後到新石器時代。在寫作書稿和整理編排的過程中，按時間早晚順序來安排各章時，我驚奇地發現最早的庭院建築所反映的古人敬天思想其實一直貫穿統治著後來斗栱和藻井的產生和發展。由此也反證了我當時研究中一系列的猜想是成立的。整本書的文字校對工作由我的博士研究生陳夢媛完成。並感謝清華大學出版社編輯在本書的出版中所給予的幫助。

這裡不得不反思一下人文研究中所謂的「研究方法」。同仁們大都熟悉，這項內容是在所有研究基金申請中必須詳細說明的。但關於本書，我的研究方法是什麼？我不禁常常自省。透過以上對於本書形成過程的追溯，大家可以看到，並不是什麼嚴謹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系列隨機的機會成就了本書。阮昕（Xing Ruan）教授作為學術推薦人，在我申請出版資助的檔案中這樣提到：「於歷史學家而言，溯源是驚心動魄之舉，需要學者做足文獻和考古發現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同時還需要藝術家般的原創性。」我可以羞愧地說，對於本書我並沒有一個宏偉的研究目標，而且也承受不起「驚心動魄之舉」。當所有的材料最後拼湊在一起時，機緣巧合地成了溯源之作。對此，我覺得引用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年）在其書《沉思錄》[18]（Meditations）中的一段精彩哲學思考來說明問題最恰當不過了：

必須仔細地注意到這樣的一個真理，即自然過程中所生成的副產品也是具有一定的魅力和迷人的特徵。舉個例子來說，麵包在烘焙的過程中，總會被高溫烤出一條條的裂縫，隨機地出現在表皮的這裡或那裡。這些裂縫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違背烘焙者本身的意願和技藝的。但是，正是這些不知什麼緣故所產生的裂縫，以一種奇妙的方式，促進了我們享用麵包的食慾。(1)

顯然，我不是一位合格的烘焙者，無法依賴系統性的嚴謹步驟來確保最後產出的結果與最初的意願相符。在研究過程中，隨機產生的能夠喚起食慾的「裂縫」一直吸引著我的注意力。這是否正是人文研究的魅力所在？即享受規劃之外的研究過程中所產生的意外驚喜。這也許是對我多次有目的、有方法、有計畫、有產出地寫研究專案申請書但是終究未果的最好安慰。至今為止，我所有的專著都沒有研究出版基金的資助，特別感謝東南大學李華教授也做了我最近這次申請資助的學術推薦人。但反過來寬慰一下自己，我的研究和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由的。本書也獻給與我一樣，在一個追求功效化和數值化所主導的科學研究環境下被邊緣化的建築人文領域，堅持著、奮斗著的學者們，以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