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解讀中共公司化經營的暗黑政治
宋國誠
美籍華裔學者、美國歐道明大學教授、西方知名媒體評論作家李少民博士，在學生時代是中國海外留學生群體中，第一次聯署公開信抗議中共政治迫害的民主覺醒人士。這份連署書被譽為「新公車上書」，並與當時共同聯署的楊小凱、於大海兩位學者挺身而出，被稱為「普林斯頓三劍客」，為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留下特殊的紀錄。
李少民之父曾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時代的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由於多次進出中共體制，從文革時期擔任宣傳員到遭到中共驅逐出境而定居美國，對中共的組織與控制，有第一手的資料與觀察。這種「在場視角」與生命經驗的近鄰性，使得這本《中國大公司》猶如一個顯微鏡，深入中共的肌理和血肉，解剖了中共這一個「黑手黨國家」的黑色統治與經營權術，是中國研究領域的一部好書，值得深入閱讀和典藏。
李少民教授把中共習以為傲的「舉國體制」，形容為一種高度整合的動員系統和控制體制。這種體制實際上就是一種政經一體化的極權壟斷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李少民教授指出：
在很大的程度上，國有企業是商業單位，與國家有關的公司是子公司，中國人擁有的私人公司是合資公司，外國公司則是中國共產黨的加盟店，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就是中國舉國大公司的執行長（CEO）。
實際上，CEO的說法算是溫和客氣。在西方公司的CEO基本上受到董事會的聘任、監督與檢討，不僅承擔經營權力，也承擔經營成敗的責任與義務；然而，中共的「黨國公司體制」是一種「三無體制」－無監督、無究責、無責任的專擅體制，中共領導人遠遠構不上是個CEO，而是有權無責、不受約束的獨裁者。
李少民教授以「俄羅斯套娃」（Russian doll）來形容中共的核心利益結構，並以之「吸引支持者並且讓批評噤聲，用層層的中國特質包裝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利益」，並以中共的「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對外聯絡部」四大統治機構作了說明。其中，關於中共有如「章魚爪牙」的宣傳機構，其預算之龐大有如無底之洞。根據間接計算，中共「宣傳部」的年度預算超過70億美元，其中更有研究指出，從2014年至2015年，「宣傳部」的預算提高了433%。為了控制中國境內的意識形態以及在全球各地推行中國共產黨的觀點，總預算超過了100億美金。
然而，這種「套娃結構」還是不可拆卸、不可觀視的，處於「套娃」最內層的核心利益，則是不可觸及和不可挑戰的。實際上，與其說中共的利益結構是一個不可拆卸的「套娃」，不如說是一張密不透風、滴水不漏的巨大鐵幕；在這張鐵幕上，裝置了頑固的意識形態刺針，讓試圖衝破鐵網的良心人士鮮血直流、斷送生命。正是這張鐵網，搭建了中共的權力堡壘，封鎖了中國人民觀看外界的視野，也把中國人民豢養成井底之蛙，讓中國人民甘心接受中共的愚民統治！
對於反制中共之道，李少民教授提出「以牙還牙，脫鉤策略」(tit for tat, delink-ready strategy)，西方國家「必須做好劇烈減少與中國經濟關聯的準備，而且願意將撤出中國作為一個選項」。這項建議恰恰是西方國家對中戰略的主軸，也就是從「漸進式去風險」逐步走向「終極脫鉤」。實際上，中國除了與少數幾個流氓國家蛇鼠一窩之外，全球性「天下圍中」的態勢已經非常明顯。截至2024年終了，無論美國、印太國家、東協，乃至北約、歐盟，都與中國漸行漸遠，其中美中關係的激烈對抗，早已形成「結構性冷戰」的態勢。換言之，在中國八方樹敵、四面楚歌之下，其政權之命已處於危惙之際、氣數已盡。
這部《中國大公司》是李少民教授英文著作的中文譯本，文筆清晰、譯文流暢。對於想要深入了解中共統治機器的結構與功能，以及對外擴張的圖謀野心的讀者來說，是一部值得伏案展讀的著作。我同為中國問題學者，在此鄭重推薦。
2024/08/05 台北指南山麓
（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著有《失速中國》）
導讀
第一章 誰輸掉了中國？
2018年2月， 梅賽德斯—賓士（Mercedes-Benz）在Instagram上張貼了一張照片，內容是一台白色的賓士車在白色的沙灘上，並且引用了一段來自達賴喇嘛鼓舞人心的文字：「從不同角度審視境遇，你的視野會更寬闊。」梅賽德斯公司不知道，這段立意良好的文字可以造成如此嚴重的國家憤怒，可能會對於該公司在中國的市場導致浩劫。
過去50年，梅賽德斯—賓士在中國的命運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在1970年代的毛澤東中國，賓士車很稀罕，唯有最上層的政府官員能夠擁有。在那個時代，我和家人住在河北省省會石家莊的軍政區。這個區域有10棟左右讓省會領導與軍隊將領居住的別墅。在10位高層官員之中，只有1位將軍能擁有1輛賓士轎車，且那是輛受人贈與的二手中古車。在那個時代，中國大多數的賓士車都來自他們駐外大使館已使用過的車子。軍政區將軍的司機喜歡大聲按下那輛賓士車獨特的喇叭，而對我來說，聽見喇叭的聲音以及看見那輛賓士車則是莫大的特權，讓我可以向沒有機會住在軍政區的朋友吹噓。
時至今日，中國是梅賽德斯—賓士全球最大的市場，在2020年時，中國購入了204,684輛汽車，超越了梅賽德斯的家鄉市場德國（95,265輛），以及美國（78,078輛）（Automotive World, 2021）。梅賽德斯非常謹慎地注意中國如何看待其品牌並未讓人感到驚訝。但是，梅賽德斯為何能夠取得成功，而其成功又為何如此脆弱，不只需要更多的解釋，這也只是我在本書會探討到、中國演變過程及其與全球關係議題中的滄海一粟。
1.1與中國接觸
1976年毛澤東的過世是中國歷史的分水嶺。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者與主席。在毛澤東過世之前，中國共產黨從1949年成立開始，就以絕對的權力和革命方針統治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毛澤東的統治之下，中國社會經歷了無數次的政治肅清（purge），中國經濟受到極為嚴重的損害，甚至連取得日常生活用品都淪為每日持續的苦難。可以肯定地說，當時的中國沒有一個人在乎賓士如何推銷其汽車：無須多說，中國人民即使在乎，也沒有任何管道取得相關資訊。
因此，對於中國的轉向來說，毛澤東之死提供了歷史性的契機。為了拯救瀕臨破產的中國經濟，中國共產黨在鄧小平的領導之下，採用了實用主義策略（pragmatic approach），減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將資本主義引入中國，雖然是有限的資本主義。鄧小平和他的同僚既沒有發展市場所需的經驗，也沒有必要的資本，他們明白自己必須獲得富裕資本主義國家的相助。
這個情況讓中國必須改善國際地位，他們的國際地位因為毛澤東的革命而大幅受損。因此，鄧小平和他的同僚扭轉了毛澤東對抗美國的立場，毛澤東指控美國為「美帝」，根據毛澤東的措辭，美國的盟友則是「帝國的走狗」。他們積極熱切地尋找來自富裕國家的貿易和投資。這個策略的轉向讓中國獲得了非常需要的外國貨幣、科技技術，以及管理的知識（know how；本書第２章將對於這個主題提出更多討論）。
各個民主國家以極大的熱情歡迎中國的行動。最快在1970年代末期，他們已經開始與中國貿易，並且投資中國，即使中國依然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採用保護經濟。除了接觸中國獲得的經濟益處之外，對於這些國家來說，他們的熱情也建立在期盼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中產階級能夠興起，而中產階級將會要求建立民主制度。這種信念——也就是所謂的「接觸策略」（engagement approach; Dobbins & Wyne, 2018）——的基礎是數百年前的歐洲民主化經驗，特別是在英格蘭，當時新興的中產階級為了保護個人權利和財產權利，要求建立法治（rule of law）以及代議制度（representation；Chen, 2013; Moore, 1966）。
中國在1990年代晚期與2000年代初期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時，接觸策略也達到了高峰。無視於中國政治的壓迫和經濟保護主義造成的隱憂，民主國家的接觸策略提倡者，特別是美國，成功地說服其他國家接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時的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非常熱切地支持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他用以下文字解釋其思維和期望：
藉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不只是同意進口更多的美國產品；也同意引進民主政治最被珍惜的其中一個價值：經濟自由。中國愈是解放其經濟自由，愈是能夠解放其人民的潛力──他們的創新，他們的想像力，他們卓越的企業家精神。當個人擁有了權力，不只是做夢的權力，而是實現夢想的權力，他們就會要求獲得更大的發言權。（Clinton, 2000）
跨國公司也熱切回應柯林頓的呼籲。雅虎（Yahoo）的創辦人楊致遠在2007年時回憶道：
我們依然年輕的公司在1990年代晚期迅速地茁壯成長時，美國政府，包括國會在內，決定中美貿易正常化。自此之後，橫跨了民主黨執政和共和黨執政，美國政府鼓勵美國企業（包括科技公司在內）接觸中國，中國是一座龐大的市場，而且專注追求現代化。在這個背景脈絡之下，雅虎和其他眾多產業領域的眾多企業一樣，決定接觸中國市場，建立當地營運單位，並且向中國公民提供服務。（Yang, 2007）
在中國做生意的時候，楊致遠認識了一位沒有名氣的企業家馬雲，並且投資了馬雲的新創公司。正如楊致遠所說，「雅虎成為中國公司阿里巴巴的股東。」
經過40年的經濟高速成長，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達到23兆美元（根據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計算），高過美國（21兆美元），而中國的平均每人所得為16,700美元，也有龐大的中產階級（估計人數為4億人）。馬雲的阿里巴巴成為價值6,680億美元的巨獸貝西摩斯（Behemoth），而雅虎的核心商業體在2017年時以低於50億美元的價格出售。
即使在經濟上獲得斐然的成果，中國依然沒有成為一位在國際社群中負責的成員。在國內，中國共產黨未能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的承諾，中國經濟依然有許多層面尚未開放。讓接觸策略支持者最為失望的，則是在中國的中產階級出現之後，並未產生民主和法治。在國際上，中國共產黨在其他國家和公司身上施加其意識形態和實際措施。正如本章開頭的段落所示，一段來自達賴喇嘛的勵志名言，他是一位備受尊重的全球人物，也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可以導致全球最知名的品牌之一在中國遭到嫌棄。
1.2時代已經改變
1989年春天，中國改革派領袖胡耀邦之死，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引爆了大規模的追求民主運動。1989年6月4日，中國共產黨下令軍隊向示威群眾開火，造成「天安門屠殺」（見本書第二章）。全球高度關注中國，主要的民主國家開始思考如何回應中國的殘忍鎮壓。我從各個民主國家政策決定者聽到的大多數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民主化中國？」。
在那個時候，這個問題似乎完全不會顯得不切實際。中國的經濟規模很小，中國軍隊除了殺害其人民之外，沒有其他能力，最重要的是，中國人民似乎已經準備迎接改變了。因此，對於成熟的民主國家來說，結束中國的獨裁政權顯然是可以達成的目標。
時間快轉30年，中國現在於經濟、軍事，以及全球事務中，都已經是個超級強權。然而，中國並未趨近法治和民主，反而挑戰了既有的國際法律和秩序，並且斲喪各個民主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系統。現在，各個民主國家領袖提出的中國問題已經變成「我們如何保護自己的民主不受中國傷害？」。
1.3「誰輸掉了中國？」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中國的中產階級出現無法推動民主化？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主張的中國「和平」（peaceful）崛起，無法讓民主國家的心情平靜？民主國家應該保護其生活方式中的哪些事物不受中國擴張的影響？在全球市場中，來自其他國家的公司應該如何與中國公司競爭，而中國公司與中國通常有著糾結複雜的牽連？
在上述引用支持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文字中，美國總統柯林頓批評美國過去搖擺不定的對中立場，並且開玩笑地問道「誰輸掉了中國？」，暗示他已經找到對待中國的正確政策。現在我們知道柯林頓言過其實。至於「誰輸掉了中國？」這個問題不只是還沒有答案，而且比以前更需要解決。
幾位學者確實嘗試解釋中國的經濟成功。其中一種主要的詮釋類型，就是找到藏在中國經濟成功背後的主要制度力量，即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系統如何影響其經濟表現。在這場爭論之中，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第一個觀點強調國家的角色，第二個觀點強調市場的角色。第一種觀點被稱為「中國模式觀點」（China model view）或者「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而這種觀點相信中國經濟的迅速成長是中國一直以來採用的獨特模式所創造的結果，其模式特色是一黨統治、國家干預經濟活動、主導國有企業（state-owned enterprise; SOE），以及設計良好的產業政策（Lin, 2012）。第二種觀點，又被稱為「普遍模式觀點」（universal model view），主張中國達成經濟發展的方法與西方國家過往使用的方法完全相同——仰賴「市場力量」（Zhang, 2019）。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更進一步地主張，中國受益於他們所謂的「後進者優勢」（latecomer’s advantage），意即「中國可以避開許多歧路，並且直接分享其他國家已經獲得的技術成就」（Zhang, 2019）。
兩種觀點都有其優點，我在本書的目標也不是討論孰優孰劣。我在此強調的是，兩種觀點的本意都不是（因此也沒有能力）處理我方才提出的問題，因為這些學者從中國中心論（China-centric）的觀點研究中國的經濟表現。更準確地說，他們的關懷是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說，何種政治與經濟政策是最好的。舉例而言，中國模式觀點將中國的經濟成功歸功於設計良好的產業政策。我們必須質問，這些政策對於其他國家有什麼影響。普遍模式觀點相信，中國的崛起無異於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崛起。這種比較可能是不貼切的，因為大多數的其他已開發國家是小型的民主國家，相互依賴的程度較低。普遍模式觀點承認中國的崛起得益於取得其他國家的科技技術，我同意這個想法。但問題在於，中國真的是透過自由市場交換取得技術，或者是藉由其他方式損害了技術擁有者的利益？
隨著中國已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無論有意與否，光是其存在就會造成全球所有國家的焦慮與影響。中國的學者也開始體認這個事實。他們相信，由於中國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擁有一席之地，所有的國家都已經成為中國行為的利害關係人，所以這些國家有權評論並且影響中國。一位知名的中國學者秦暉認為，「由於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因素愈來愈大，尤其是中美兩國，問題已經有了愈來愈多的全球化因素。如果你對中國問題不了解，那麼連對美國問題都難說是了解透徹的……中國的問題不僅事關中國。」（Qin, 2020）
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需要從其他國家的角度（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 countries）檢視中國的崛起，這也是我在本書想要達成的目標。我將探討過去四十年的特定制度因素如何形成今日的中國，中國如何對於世界產生強大的影響，以及世界過去如何回應和應該如何回應。發展本書的主題時，我受到兩個觀察的鼓勵。第一，相較於接觸策略的觀點（即經濟發展可以引導自由化），隨著中國的生活水準提高，中國共產黨的權力也在過去40年來穩定地增長。第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與商業的整合程度持續提高。這兩個趨勢讓中國共產黨能夠用一間巨型公司的方式經營整個中國。因此，正如我將在本書仔細闡述的，這種新形態的組織，擁有史無前例的資源和經營彈性，能夠對於國家事務和商業運作產生巨大且深遠的全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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