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辯錄：思光近作集 (電子書)

自　序
對於如何理解中國哲學之探討及建議
從「普遍性」與「具體性」探究儒家道德哲學之要旨
王門功夫問題之爭議及儒學精神之特色
《方以智晚節考》及〈補證〉讀後感
試論當代反儒學思潮──理據與功能的雙重檢討
由儒學立場看人之尊嚴──問題與奧密
附錄一　傳統主義與反傳統主義
附錄二　文化變革與中國現代化運動
附錄三　悲情、悲劇與生命之悲涼──聞梁漱溟先生逝世書感
版權宣告
封　底

序：

自　序

幾年前臺灣「中國時報文化公司」出版我的《少作集》，當時我便向參與該集編務的關子尹、張燦輝等人說，《少作集》出版本來不是我自己的計劃（我原覺得少作應在刪除之列）；但現在既然出版了，我反而被迫要計劃另出一二本論集，刊載我的「近作」。不然，若是別人只根據《少作集》來談我的哲學思想，便會造成嚴重的誤解了。

這些話在當時雖有戲言的意味，實際上卻也涉及一個客觀上為我自己所關切的問題。那就是：我自己的哲學生命歷程有些內在的特色，使別人不容易了解。這一點，我自己在五十歲以前也未曾明確地察覺到；後來漸漸察覺，卻也從未在任何文字中談及。現在，東大圖書公司出版這本《思辯錄》，以「近作集」為副題，使我想起當年閒話，正可順便對這點自我了解略作陳述。

我由於多年來在實際生活中是以學術工作為職業，因此，我對於學院標準一向極為尊重；對於此中功能分寸也看得很清楚。較為熟悉我的作風的人，大抵都認為我頗能嚴守學術標準，無論在探討問題或評估他人工作成果時，都不會因循敷衍。然而，我這種作風其實是由我的社會角色所決定。若就我內在的氣質與心態講，我實在並非一個學究式的人。即以從事哲學研究而論，我並不是像現代學究人物那樣一味只重視外在表現；反之，我所真正關切的是我自己所見到的理境及所達到的自我境界。我治學之基本目的在於自己的所成與所得，至於對外的表現原只是「餘事」。不過，由於遭遇的決定，我既然成為一個職業學人，於是這種「餘事」成為我的社會責任，我又必須以嚴肅心情來完成它；這樣，外表上我的學院作風便很顯著了。

我真正關切的哲學問題，本是哲學現有的危機問題，與未來的希望問題。我從幼年即感覺到一種普遍性的新哲學的需要。後來，我正式入了哲學界，自己所定的工作計劃便是先整理幾個大傳統下的哲學思想，然後面對現代世界從事一種新的建立工作。我在二十八歲以前，主要工作只是以中國儒學及德國觀念論為基本依據，來處理文化哲學問題──特別是中國文化的路向問題。結果便是《少作集》中那些論著。但在二十八歲以後，我便不拘守那個廣義的「黑格爾模型」。我寫《中國哲學史》以前，即已逐漸加強對當代解析哲學及語言哲學的探究。也正因為我視域日廣，所思考的問題日繁，《中國哲學史》的寫作時時似斷似續，以致全書四冊完成時，已到了七○年代之末；這本書也就成為我中期思想的主要代表作了。

事實上，於一九六九年前後，我對於當代的意義理論的廣泛探究已經大大加強，隗因教授(W.V.Quine)在這方面曾給我很有力的刺激，而我與維也納學派的菲格爾(H. Feigl)的談論，也使我對於卡那普教授(R.Carnap)的立論及意向達成明確了解。但同時我在美國接觸哲學界人士既多，又察覺二次大戰後西方哲學思想之演變有極複雜的取向。解析哲學雖提供了嚴密思考的訓練，卻逐步失去歐美哲學主流的地位。我真正要面對的許多難題，都落在六○年代以後的歐洲思潮上。這就使我又回到德語世界的哲學。在瀏覽與沈思中，我不覺用去了好些年的時間；我只覺得問題一層層浮現，在呼喚徹底的省思與系統化的清理。這需要十分龐大的工作，未必是個人可能勝任。至於我自己能做多少，更是難作預測。不過，我對於不同的意義領域出入既多，哲學生命確也日臻豐富；對於許多「一曲之見」，每每一笑置之。中心蕩然，倒也自得其樂。可是就社會責任方面說，我卻另有感受。事實上，七○年代以後，我見到的理境愈廣，對於流行思潮的內在困難及謬誤了解愈多，所寫的文字卻愈少。原因是：我漸漸覺得零星片斷的論說，對哲學危機或出路問題都無大作用。我一度開始打算作札記，隨時記下我對許多哲學問題的看法，或對處理問題的建議，不急於寫成一本本的書來問世。到我謝世後，再將這些札記交給後輩整理，作為我對哲學界的最後奉獻。這樣做，好處是不必急迫地寫成論文，則可以儘量保存我思考體悟所得。不過，另一面，也可以隨時耽誤，留不下多少東西。因此，最近我又有意先分寫一二本書，部份地表達我近年思考所得的成果。但這也只是初步計劃而已。

現在出版的這本《近作集》，只包括我的幾篇論文和幾篇講辭，自然遠不足代表我近年的思想；不過，如論王門後學之工夫論爭議一篇，也透露出我的特殊觀點。幾篇講辭雖不是繁徵博引的論著，但所接觸的問題都有一定的理論意義；而我所提出的建議或意見，也都不是率爾發言，自有其理論依據。讀者看這本論集，至少可從這些片段論述中看出我晚期思想與《少作集》的不同。

前些年我寄給中國大陸上一位詩人兩首寫懷的律詩，其中有句云：「無涯理境歸言外，有限文章付世間」。我想，這足以表明我自己的哲學生命的反觀。如此，則《近作集》雖與《少作集》不同，亦不過是「有限文章」中的一部份。各篇論旨甚明，倘在拓充理境方面對讀者稍有助力，我即深感快慰了。

思光
乙亥九月於台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