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仍必須心甘情願為一個關於未來的人類學而寫。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這句話出自《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第二章的一個很長的註腳。它貼切標示了這本書內在的問題意識:在全球化殖民與後殖民情境中,一個抵抗性的「未來」還有可能嗎?如果有,足以造就這種「未來」的能動力又位於哪裡?
閱讀一本書,尤其是這樣一本書,讀者必須學習順著作者的思路去旅行,而這正是解構的第一步:去追蹤論述的形跡,它推開了什麼,連接了什麼,又切斷了什麼,以便讓論述的線索繼續編織。因此,首先就請本書的讀者們,接受原書作者和中文譯者的邀請,靜下心來參加這一場「解構的閱讀政治」(deconstructive politics of reading),並以這樣的解構方式去讀這本書。
而就像作者所說的,所有學院內的解構,都不足以和學院以外的解構勞動相提並論。這些學院外的解構,就是她在本書(尤其是第四章)所探討的,各地反全球化的全球包圍運動(global-girdling movements);而對付著這些運動的,除了像「聯合國」或「世界銀行」等組織以「發展」(Development)為名對「地方」(南方)資源(包括當地的人們和動物,甚至她們的DNA〔成為西方科學家的「專利」〕)的掠奪之外,也包括某些倡議「全球性」(globality)的北方理論家對南方「土著報導人」(native informant)的提前取消或壓制,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全球村》(1989)正是這種壓制的當代最佳事例之一,以左腦/右腦、分析/整體,理性/直觀等一系列的二分法換置,來總結北方和南方的關係,並藉以終結南方的能動力〔參見第四章〕;而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早在十八世紀就已透過對「生人」(man in the raw)〔原住民〕的提前取消來確立歐洲作為「主體如是」的地位(subject as such)〔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