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到一篇報紙文章說了一件有關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軼事，當他試圖交易英鎊時被銀行拒絕。這篇好管閒事的報導清楚地說明當時的銀行將貨幣市場局限在商業用途中。他們不會和個人做交易，一個無法說服人的解釋是「個人沒有商業理由」買賣外匯。他們說這會鼓勵投機。所以，不管個人淨資產有多高或職位位階有多高，他們都被排除在遠期市場交易之外。如果你是通用汽車公司，你被允許交易貨幣。但如果你是米爾頓．傅利曼，你被禁止進入市場。我的夥伴柏爾克，也想做空英鎊，他和傅利曼一樣預期英鎊要貶值，但也沒有銀行願意和他交易。不過，柏爾克堅持不懈，最後利用他父親的商業聯繫找到了一個方法。我經常和他及別人討論這種令人不滿的情況，並經常在這個話題上陷入情緒糾纏。機會是明顯的。

例如，很清楚英鎊已經和實際脫勾了。或者英國政府試圖維持這個匯價而破產，或者就必須放手讓英鎊貶值。為了利用這個情勢，需要有一種方法可以做空英鎊。我也嘗試了，但銀行拒絕收我的錢。這讓我很困惑。為什麼個人不能有和公司一樣的交易貨幣的權利呢？經濟機會不是給予每個人的嗎？個人沒有權利來保護或增值其個人財產嗎？

這些事件和這種推理讓我思索一個明顯的問題。為什麼不為每個人創造一個貨幣市場？但我不是經濟學家。我對這些事情並不很精通。於是我將問題給了我的貨幣專家柏爾克：我應該為Merc考慮這樣一個市場嗎？「絕對應該！」柏爾克回答說，就像這是世界上答案最顯然的問題。「這是自然的，」他說，激動地解釋著這個題目。「這將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市場。」突然，它就出現在我的面前。為什麼不開設一個向所有大小投資者開的放貨幣期貨市場呢？當然這會偏離我們的農產期貨體系。我們兩個一遍又一遍地討論。我也和哈里斯討論過，他也有這個傾向，但認為這是幾乎不可能的概念。但柏爾克對於這個想法思考了很多次，最後他自己寫了一封信給哈里斯進行遊說。哈里斯沒有回答。但我沒有洩氣。我可不能讓這個點子跑了。我是交易所理事長，急切地想進行多樣化，也嘗試過了所有那些古怪、瘋狂、但卻潛力有限的期貨契約。為什麼不轉向金融呢？

我還沒有盲目到忽略這樣的一個事實：通過向期貨界引入一個金融工具，我會成為開路先鋒。在期貨市場的幾百年歷史上──從一六五○年日本米商開始在大阪交易「米票」開始──期貨市場完全是在農業品領域。我感到疑惑的是為什麼以前沒有人考慮過金融？為什麼不給商業和財務經理們一種像他們的農業同行們所使用的風險轉移手段呢？有沒有一些根本理由，使得金融產品不適合期貨機制呢？我想不出有這樣的理由。相反，所有我的直覺告訴我金融界可以比農業界更好地利用期貨市場。

一九七○年三月，我被這個想法迷住了，決定實施這個想法。現在哈里斯步伐一致了。更重要的是，鮑爾斯（Mark Powers）熱情接受了這個概念。這在精神上給了我極大的支持，因為他是我朋友圈子中唯一的真正經濟學家。顯然，鮑爾斯是在合適的時間出現的合適的人。鮑爾斯當年三十一歲，從威斯康辛大學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他寫的論文與豬腩期貨有關。我想要成立一個經濟研究部門。我需要某人能夠幫我們創造新的產品，編寫合約條款。這個某人就是鮑爾斯，一個深思熟慮和表達力強的人，還有一顆富於創造的心。他的簡歷是哈里斯給我的，一九六一年一月，我雇用了他。據我所知，他是第一個任職於期貨交易所的經濟學家，而且是少數幾個理解期貨市場機制的經濟學家之一。後來我們發現他的眾多才華，在我們最終接受的革命性道路上，他的表現從來沒有讓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