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清地面的建築師
一九五○年到一九六二年間，北京老城牆一磚一瓦辛苦拆除，修建成北京的第一條環城公路。緩緩駛在公路上，會經過一片精心設計的黃色玻璃與花崗岩，是北京東方君悅大酒店（Grand Hyatt hotel）的正面。今日資本主義的盛況如同華盛頓環城高速公路（Washington Beltway），北京東方君悅大酒店前庭的紅色旗幟圍成一個圈，倒成了革命後的罕見景觀。長安大街是北京版的拉斯維加斯，每一棟誇大的公共機構都有私人停車場，前院還有柵門保護，經過的銀行大廈，屋頂是涼亭形式外加金色的足球。涼亭和足球都是混亂嘗試，算是歷經半世紀的激烈矛盾衝突後出現的文化，兩者既與銀行有關，也與傳統概念有關，有權位在這個地點與空間，或許是想彌補過去盲目破壞北京城牆的行徑。一九九○年代鼓吹創造卓然出眾的北京版現代建築，短暫的風潮過後，一般實用性的設計還存在著磚瓦屋頂與飛簷，城市公車站是這類不舒服的流行風格的典型代表。

處於歷史上變動最快的時刻，身在塑造城市的衝突勢力中，沒有人清楚平衡的力量在哪裡。以市政計畫委員會試圖訂出引領城市發展的規則，規則的基礎是五十年前東歐共產黨專家制訂的高度限制與日光照射角度 。這些之上還有層層疊疊的人際關係和貪污腐敗的制度壓著，可以將核准建十層的大樓神祕地轉成二十層樓高的，還任意沒收契約持有人的權利。這麼短的時間內，全世界沒有建築理論可以適用，但是沒有建造概念的中國建商還是夠多。

在這個快速變化的城市中，面對城市明顯的狂亂騷動還是得編造一些標準，試圖找到權力的中心意義，毛澤東以及在他之前的皇朝都是這樣。一邊鬥爭權力，一邊塑造都市未來，市長辦公室和中央政府都視對方為競爭者；都市發展過程中，一群露出貪婪之相的年輕人，急著盡快弄到最多的錢移居外國，市長辦公室和中央政府卻都向這批年輕人靠攏，暗中互相幫忙，官商形成唇齒相依的關係，都市化發展計畫變成無人理會的放任模式，德州的休士頓就是因為這樣，看起來像是社會主義民主政體的烏托邦。

一九五八年，張開濟負責設計兩間博物館：革命博物館與歷史博物館。與毛澤東的私人關係沒有幫上什麼忙，文化大革命時期，整整十年的時間他都只能作警衛。這兩間博物館與人民大會堂是紮實的中國史達林主義地標，界定了天安門廣場的長度。現在有兩個新地標代表新中國，是荷蘭建築師瑞姆‧庫哈斯（Rem Koolhaas）設計的中央電視臺總部，與赫佐格（Jacques Herzog）與德慕隆（Pierre de Meuron）兩人設計的奧運體育館，都會在二○○八年完工。

北京建設十年以來，天安門依舊是中國氣氛最緊張、最具有象徵意義的都市地標。天安門是毛澤東非常精巧的設計，起初是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宣布儀式，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啟用。天安門既是新秩序的實體象徵也是隱喻；是新政體的劇場布景，可以慶祝政權勝利，也能讓坦克車與飛彈遊行，恐嚇敵人；是國家的定義，也幫助統治者抓牢整個國家。廣場過去標示政權已經從國民黨轉換到共產黨，要求歷史的正統性，也證明共產黨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毛澤東的天安門對全中國有無所不在的影響力，天安門的影像讓全世界認識中國。所以，挑戰共產黨維持專制政權的人同樣會利用這個緊張的競技場，也就沒什麼好訝異。這裡是人人爭奪的空間，也是毛澤東政權與其繼承人的表徵，同時還讓人想起一九八九年的悲劇大屠殺以及導致屠殺的種種事件。現在北京的城市新圖像正以驚人速度大量製造，取代了天安門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