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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關於毛澤東著作中的扛鼎之作
韋政通以哲學家的筆，寫一代豪雄
毛澤東的性格與權力──無限風光在延安
這裡所說的「無限風光」，是指毛澤東權力的上升。延安，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後，曾是千萬青年憧憬的「革命聖地」。
認為延安的環境對革命十分有利，這一點是很有見地的。首先，假如經過萬分艱苦的長征，最後落腳的根據地是一繁華的都市，這群生還者極可能迅速腐化、精神渙散。貧脊的環境反而能激發他們奮鬥的意志，孤陋寡聞反而更能堅定他們革命的信念。其次，由於延安是個相當封閉的地方，發生西安事變，和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已使它成為一相對安全的地方。具備這些內外的條件，才使毛澤東有機會徹底整頓他的黨和他的軍隊，並展開範圍廣大、內容複雜、曠日廢時的整風運動。
所謂「延安精神」，當然不可能單指那種苦幹實幹、堅忍不拔的表現，它與整風運動是息息相關的，可以說，沒有整風運動，也就不可能有所謂延安的精神。評價整風運動，是一個複雜而又困難的問題，在思想層次上，如認為革命是不當的，那麼對整風運動的所作所為，不可避免地會採取否定的態度。在歷史層次上，像中共官方所說，毛澤東領導的整風運動，代表光榮的勝利，如跳出官方的觀點，就不必然會有相同的結論。雖然評價問題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很不幸地，一碰到權力問題，不論古今中外，也不論專制、獨裁、民主、極權，都難免會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世間的黑暗和人性的墮落。從這個角度來看整風運動或延安精神，不僅覆蓋著一層陰影，且瀰漫著恐怖的氣氛。
整風運動－毛澤東權力的巔峰
（一） 解決王明的挑戰
在國內能與毛澤東爭奪權位的，是張國熹、博古、洛甫、周恩來，長征以後，這四位雖談不上臣服於毛，但已不足以構成重大威脅。中國共產黨之誕生，是胎育於俄十月革命，這種「血緣式」的關係，使中共在最初的十幾年中，一直是以共產國際為後台老闆的國際派當權，且不說陳獨秀的過渡期，從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都是如此。土生土長的毛澤東，不斷受其壓抑。長征後，正當毛的權力上升之際，國際派的最後一張王牌王明從蘇聯回來了。
王明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偕同陳雲、康生乘坐蘇聯的飛機抵達延安，因同年八月，中蘇兩國已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供給中國一些飛機，已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為中蘇交通的孔道，王明就是從莫斯科經迪化、蘭州等空軍基地來到延安。他已去國六年，一直在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和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等職務，所以有人說他是帶著尚方寶劍來到延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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