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銳氣十足的新興國家面對葡萄牙壟斷歐洲香料市場的事實，當然激起「彼可取而代之也」的雄心壯志，先是在一五九四年，有九位積極進取的商人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商討集資成立船隊，自行到香料群島直接採購，以掙脫必須到里斯本批貨、任外人擺佈的無形枷鎖。

其中有兩位商人來自荷蘭南部，頗有為歷史註腳的意味。因為過去荷蘭的國際貿易中心是在南部的安特衛普，但該城在尋求獨立的過程中，於一五八五年淪陷到西班牙手中，使得豪商巨賈紛紛北遷到阿姆斯特丹，後者從此成為商業繁盛的都會。

這九位商人在市場情報搜集方面也相當用心。當時知名的亞洲事務專家林士登（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在一五九五～九六年間撰寫完成三冊《東部印度航海記》（Itinerario），集結了他擔任印度果阿葡萄牙主教（The Archbishop of Goa）的祕書、並且累積了九年（一五八三～九二）的海外經驗。為了驗證，他曾先後於一五九四、九五年兩次參加北迴路線的試探，失敗後確立了南迴路線。

當時，荷蘭印刷業相當發達，出書是一種風潮，一時之間，林士登的作品洛陽紙貴，成為水手們航行到亞洲的指南。這跟過去葡萄牙人對有關航路的資訊極盡封鎖之能事，以避免外人闖進「黃金路線」的作法，恰好是一個明顯對比。針對這九位商人的要求，林士登還手寫了一份該書的抄本，也特別點出了葡萄牙的虛實。
結合天時、地利與人和，這九位商人集資三十萬盾，組成了「遠島公司」（Far Lands Campany），其中三分之二的資金用於購置船隻、武器、商品，以及招募水手；其餘三分一保留為現金，從事採購。政府當局也甚表支持，提供了一百門的槍砲，以增加隊伍的實力。

如此，荷蘭史上第一批東來亞洲的商船艦隊（四艘）於一五九五年四月啟航東來。或許是初次經驗，以至於指揮安排上毫無章法可言。現代的企管講究的是：任何部屬只能有一位上司，以求指揮系統的統一，而不至於讓部屬無所適從。
可是，這一批艦隊卻有兩位指揮官：一是坐鎮在旗艦﹃阿姆斯特丹號﹄的上席商務員畢寧仁（Gerrit van Beuningen），另一位是﹃毛里休斯號﹄上的首席商務員郝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而且他還獲得授權：可以在船隊召開的議會（Council）中，針對任何問題率先發言。

郝特曼獲此殊遇，絕非偶然。事實上，該船隊在籌備期間，雖然林士登提供了「導航」資訊，可是九位商人還是放心不下，猶派出郝特曼前往里斯本刺探「敵情」，他為了偷取東方航線的祕圖，而被葡方關進監獄長達三年之久。一五九二年，他回到荷蘭，即力勸九位商人：「事不宜遲，即刻動身吧！」

該船隊出發後，兩位指揮即告失和。不久，﹃阿姆斯特丹號﹄的船員死於壞血病，議會對畢寧仁進行一系列控訴，其中包括意圖謀害郝特曼。後來議會決議將畢寧仁關進牢房。

總計經過十五個月的航行後，該船隊終於「按圖」駛抵爪哇西部的萬丹（Banten）。可是從一開始，性急的郝特曼就與當地人交易不順，他認為價錢被抬高了，於是以加農砲回敬，當地人自然不服，於是偷渡上﹃阿姆斯特丹號﹄，殺死十餘名荷蘭水手。此後，郝特曼所到之處，依然砲火相向，因此當他下令航向摩鹿加群島時，各地遂紛紛加以抵制。這批船隊於一五九七年回到荷蘭時，所帶的香料並不多，但其航行上的成就，仍然足以鼓舞士氣，荷蘭總算完成了首次直航亞洲的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