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我簡短說明導致我進入摩托車修理業的一連串事件。嘉斯最後去當兵了。我跑到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讀大學,在大四時,接觸到哲學。那是一個清楚思考的震撼。物理系畢業,卻沒辦法靠這個學位找到工作,於是我繼續當個電工(我大學時一直從事電工工作),並繼續感受到哲學的強大拉力。這個拉力強到讓我去學希臘文——哲學的語言,最後還在因緣際會之下,進入了芝加哥大學。我在芝加哥的學業,曾經為了一個短期的辦公室工作而中斷,後面我會說明,但最後我拿到了政治思想史的博士學位。然後我想辦法留下來,在芝大的社會思想委員會(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接個一年期的工作,地點位於佛斯特大樓(Foster Hall)的三樓。
我辦公室的隔壁,一邊是南非小說家柯慈(J. M. Coetzee);一邊是古典文學家大衛‧葛林(David Grene),他本身看起來就像個不朽的古董(當時他九十幾歲了)。他們是很好的伙伴,只是有點嚇人,我能夠受聘,非常的感激。在這一年裡,我應該把我的論文轉成一本書,並申請教職。但是把論文調整為學術出版品的標準格式,以我的能力,根本沒希望。因此,學術界的就業市場對我來說是黯淡無光。我嘔心瀝血,把我的學術工作寫成文情並茂的詳細履歷寄出去之後,卻只收到一堆的明信片,要我勾選種族、性別和性傾向之後寄回。跨出我師友在芝加哥的嚴肅學術圈,走進更廣大的學術界,我發現,這是一個對思考有敵意的產業。有一次,我參加一場名為「美人遲暮」(After the Beautiful)的研討會。其假設前提是「上帝之死」的變種:世界應該覺醒,以及這類的東西。為我自己的沉迷挺身發言,我在聽眾席中指出,人體之美是存在的,尤其是年輕的人體。我應該是踩到人家的神經了,因為一些資深女妖以瘋狂的怒吼來回禮。
於是,基於種種理由,我一直對當教授沒有什麼憧憬。我的責任是在六月之前趕快找到謀生方式。但我的回應卻很像是拒絕這個責任:我躲到海德公園(Hyde Park)的一棟公寓地下室裡,搭了一個臨時的工作間,拆解一輛一九七五年的本田CB360,改裝成特仕賽車(cafe� racer)。這輛車的外型,以及這個案子對我的明確要求,是我職業恐慌的慰藉。那年冬天,我每天早晨都要帶著榔頭和一支大螺絲起子到這裡來,開始一天的頭一個工作:通往地下室的門被冰封住了,得自己把冰鑿掉。初冬時,整個屋後的安全門形成了一個冰崖,就像凍住的瀑布。它每一天白天會融化一些,然後晚上又結凍,因此這道門只能靠榔頭和鑿子來維持通暢。進了門,是幾階往下的樓梯,我在樓梯下面放了一盆溶劑;這就是零件清洗區了。這個樓梯間還兼做冰箱之用。我和公寓的清潔工杜安(Dwayne)有一個默契,由於他知道我從不去算我放在樓梯間裡的啤酒到底有多少罐,他也就故意裝做沒注意到啤酒旁邊有一個開放容器,裝著高度易燃的溶劑。過了另一道門就是工作間了,這裡有燈光和電力,還滿舒服的,電力接自沒裝電錶的公共電箱。空氣壓縮機是在約翰奧林基金會(John M. Olin Foundation)的慷慨支援下,才成為可能(他們以為錢是用來贊助一本希臘哲人布魯塔克〔Plutarch〕的書)。空氣壓縮機提供氣動工具的動力來源,這些工具有:刻磨機、氣動扳手和台鋸。暖氣從來都不是問題,因為這棟建築的鍋爐歧管就經過此處。鍋爐本身設在另一個地下室,這很理想。不只隔離了噪音,也讓焊接及磨床不再那麼膽戰心驚,因為這裡唯一出現的爆炸性氣體就是我自己產生的。很容易就可以讓火花和明火遠離我能夠看到的易燃物:電子接點清潔劑、化油器清洗劑、引擎去脂劑、切削油(一種用於鐵金屬,一種用於鋁)、黃油、鋰基白油、汽油、抗咬死化合物、氧氣筒、乙炔筒等。這是我自己的環境大破壞,在沒人懷疑的學校住所底下免費偷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