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消與長(節錄)
郭力昕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副教授

回顧過去二十年來知識分子對台灣社會的參與情況，有一種頗為普遍的看法，或者說印象，即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的角色，似乎趨於隱沒、沉寂。這種看法在某些意義上，也許一定程度是真確的；然而，若仔細追究以上這個描述，則我們也許得做幾個提問：一、為什麼對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的回顧，圈限在過去二十年內？二、所謂「知識分子」，究竟何所指？三、台灣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真的已經全面消退了嗎？

本文在《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這個時間框架裡進行陳述，當然將會比較集中回顧過去二十年裡的相關現象。但我認為，若論及知識分子與台灣社會之互動的議題，可能並不存在一個特定的年代、時間點、或歷史事件，作為準確切割或標誌出一個關於知識分子在社會角色上之消長的轉捩點，無論「野百合學運」、「保釣運動」、或其他。從這個島嶼被殖民的歷史以來，一直到今天，台灣作為最早、也相對充分地擁有民主機制與言論自由的一個華人社會，它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階層，在他們根源於歷史經驗的「文化基因」裡，普遍仍對參與政治社會或公共事務不感興趣，甚至依然戒慎恐懼。同時，同一個歷史與今日，數量較少的另外一些台灣知識分子，在評議時政、批判文化、奉獻社會的個人或集體作為，倒也從來沒有中斷、消沉過。

因此，一個看起來有著較大戲劇性、新聞性、或時代象徵性的事件，未必自動可成為知識分子社會角色何以消長的適切理解方式。如果一定要以一九九○這個年份作為標誌，來理解「知識分子怎麼了」這件事，則我以為，若說那一年因為發生了「野百合學運」而使這個時間點有特殊意義，不如以這個時間點象徵著「後解嚴時代來臨的年代」、或者「全球化的擴大登陸」這樣的意義，具有比較寬闊一些的解釋力。不過，更重要的問題則是，「知識分子」到底是誰？以及，他們的社會角色與作用，是否真的已經沉寂？我試著從一些事實、現象、或經驗，對這些問題稍微做些描述。

媒體裡的公共知識分子
當論者認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或影響力逐漸式微時，我想他們主要是指在大學裡工作的學院知識分子（以下暫且簡稱「學知」）。但即使是學知，我們也得至少先將這個環境裡的人，分為教授和學生兩個層面來談，不能只看大學教師這部分學知的作為。不過，教師身分的學知，畢竟有著比學生優勢太多的發言位置和條件，因此，他們若普遍被認為在社會參與上日趨銷聲匿跡，是值得稍做議論的，下一節裡我將多做一些鋪陳。除了學知，至少還有兩種知識分子社群需要被討論，即在媒體任職、或固定近用媒體以發揮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暫稱「公知」），以及具有大專以上學歷、投入社會實踐的行動者（暫稱「行知」）。在最後一節，我將簡略描述行知的一些面貌。

在台灣，公知其實大量來自在校園任教或研究機構的學者，以及積極於社會實踐的行動主義者，但我於此所稱的公知，暫時專指在報紙雜誌等傳統平面印刷媒體任職，負責撰寫特稿、評論、專欄的人，以及雖未專職於媒體，但在報章雜誌有固定專欄或不定期（但一定程度地頻繁）文章／投書的「民間學者」、評論工作者或文化人，和固定在電視／收音廣播上現聲現形議論時事的媒體人／名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