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解嚴、言論自由終於「合法」的一九八○年代末，因為網路作為言論表達的空間尚未開始，當時具有較大範圍之影響力的媒體形式，主要是報紙與電視／收音廣播。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隔年年初報禁也解除，可以辦新報紙、或者將原有的報紙增加張數。一些具有知識分子議論政治社會性質的新報紙，陸續出現，例如自立報系於一九八八年初創辦的《自立早報》、中時報系於同年三月初創辦的《中時晚報》、和隔年六月以康寧祥為創辦人的《首都早報》等。在解嚴之初意氣飛揚的那幾年裡，這些報紙的經營者和參與者，程度不同地彰顯了知識分子的某種淑世精神，在整份報紙或部分版面上，展現著一種知識分子議論或改造社會的集體情懷。不過這幾份報紙或者早夭，或者硬撐了十餘年、仍不敵停刊命運。

其他存活的報紙，先後面對原來資源雄厚報系（如中時或聯合報系）的市場寡占、電視媒體即時性與消費性的競爭壓力、網路資訊的興起、和香港「壹傳媒」集團的登陸等諸種原因，不是先後萎縮、消失，即是往商業化、小報化的口味傾斜，並且依照其原有的政治或政黨傾向、繼續強化其立場以鞏固基本盤讀者。在經營者無法自我超越的文化水平和政黨立場下，即便仍可發現少數任職報社的新聞工作者，辛苦地堅持其專業道德與知識分子的原則，整體而言，在這種商業／政治利益複合體的台灣報紙生態下謀生的報人，很難允許產生薩依德（Edward Said）所說的、應該扮演質疑而非顧問（遑論幫閒、為人作嫁）角色的媒體公共知識分子。《立報》也許是唯一的例外，但可惜其發行量、以至於其影響相當有限。

廣播電視媒體的生態更糟。解嚴之後，電子媒介仍然牢牢被當時持續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控制。一九九○年代前段，電視仍只有官控商營的台視、中視、華視老三台，全國性收音廣播電台則仍屬政府或國民黨所有；媒體組織和言論空間沒有什麼改變，政治控制依然嚴厲，其他應運而生的商業性或政治反對勢力的地下電台與電視台，則開始恣意蔓延。雖然一九九○年代中後期，「有線電視法」規範了「第四台」的合法營運，民視與公視也先後成立，但「有線電視法」、「公共電視法」以及民視，大抵皆是政治或商業勢力妥協下的畸形產物：公視一開始就被廢了公共性、不被允許建立理性報導或辯論公共議題的平台，民視也大多只在政黨勢力／利益上試圖平衡、缺乏超越性的作為；而有利於財團壟斷的有線電視系統，則讓台灣的電視媒體，由政治控制直接交到商業操控與惡質競爭的手中。新成立的收音廣播電台，大約也只在政黨勢力與經濟利益中角力、發聲，大體上非常缺乏公共言論的功能。

任職於報紙、電視與收音廣播組織內的媒體工作者，固然受制於組織約束和媒介文化，無法發揮集體的或廣泛的知識分子介入社會之言論力量；媒體組織外定期近用、參與在媒介空間裡的知識分子，因為上述的媒介文化，除極少數擁有足夠名望、而能在意見上相對自主少受約束的媒體／文化名流之外，多數的近用者仍得在言論議題或尺度上，做某種程度的自我限制或妥協，甚至主動配合媒體之政治／商業需要而演出。最後這類公知，除了在號稱公器的媒體空間，創造自己與媒體的共同利益之外，大約就如波斯納（Richard Posner）所嘲諷的，成為以表演為業的公共知識分子了——儘管波斯納自己也不過是個站在維護主流政治與美國國家主義立場的評論者罷了。

大眾媒體是最能讓知識分子廣泛參與社會、發揮影響力的方式，但台灣近二十年的民主化過程裡，報紙與廣電媒體，總體來說不但沒有提供這個功能，反而成為台灣社會倒退、政治民粹化、與公知趨於沉寂的一大原因。不過，主流媒體的集體墮落，提供了非主流媒體的崛起空間，雖然它們的經營備極艱辛。例如，《破週報》在批判觀點或傾左立場的文化報導與評論，提供年輕學子一個呼吸另類資訊與意見的空間；《苦勞網》則集中關切與勞工和弱勢族群相關的各種議題，是理想主義青年的必讀媒體之一，也贏得社會的普遍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