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界線滲漏處是在動物-人類（有機體）和機器之間。模控論之前的機器可能是鬧鬼的；機器裡總會有鬼魂幽幽現身。這種二元論架構了物質論和觀念論之間的對話，最後生出一個辯證的後代，名為精神或歷史，根據品味而定。但基本上，機器並不是自己移動的、自己設計的，或自主的。它們不能達成人的夢想，只能模仿。它們不是人，自身的作者，而只是那個男性中心生殖夢的可笑仿本。若是有別的念頭的話就是妄想症。現在我們不再那麼確定。二十世紀末的機器已經徹底模糊以下區分：自然和人為，心智和身體，自我發展和外在設計，以及許多其他應用到有機體和機器的區分。我們的機器是如此騷動地活靈活現，而我們自己是如此驚人地怠惰成性。

關於機器和有機體的概念已全然改觀，兩者皆是被編碼的文本，藉此我們得以參與書寫及閱讀世界的玩耍，而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nation)只是其中開展的一個意識形態空間。 後結構、後現代理論中對一切事物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早已遭受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的咒罵，因為這種烏托邦漠視了活生生的支配關係，而恣意解讀的「玩耍」(play)必須奠基於此。 確實，後現代主義的策略，如同我的賽伯格神話，顛覆了無數有機的整體（比如，詩、原始文化、生物有機體）。簡言之，關於什麼算是自然 ――　洞見的來源和無辜的承諾 ―― 的確定性遭受損壞，或許永難修復。詮釋的超越性授權已經失落，隨之消失的還有「西方」知識論所依賴的存有論。但是，替代方案並不是犬儒主義或喪失信仰，亦即絕對存在的改版，就像那些認為「機器」摧毀「人」或「文本」毀壞「有意義政治行動」的科技決定論說法。賽伯格將成為誰，這是一個基進的問題；答案關乎生死存亡。黑猩猩和人造物件都有政治了，何況是我們(de Waal, 1982; Winner, 1980)？

第三個區分是從第二項區分的細分：物質(physical)和非物質(non-physical)之間的邊界對我們來說是很不精確的。那些談論量子理論(quantum theory)和不確定原則(indeterminacy principle)的科普物理書，形同禾林出版的羅曼史言情小說［作者按：美國的禾林(Harlequim)出版社媲美英國以出羅曼史聞名的米爾斯與布恩(Mills & Boon)出版社〕，後者標示了美國白人異性戀的徹底改觀：他們全都搞錯了，只有主題是對的。現代機器是徹頭徹尾的微電子裝置：它們無所不在，而且都隱形了。現代的機器是一個特別不虔敬的傲慢神祇，嘲弄天父的普在與靈性。矽晶片是一個可以書寫的表面；以分子刻度被蝕刻，唯有原子雜音能干擾，此為核子比數的終極干擾。書寫、權力和科技在文明起源的西方故事中已經是老伙伴，但微型化改變了我們對機制的經驗。微型化結果是關於權力，與其說小就是美，不如說小是極度危險，就像巡弋飛彈。不妨拿1950年代的電視機或1970年代的新聞照相機來比較目前廣告推銷的腕上電視或掌上相機。我們最好的機器是陽光做成的，它們是如此光明潔淨，因為它們只是一些信號、電磁波、光譜切面，而且便於攜帶、可行動 ―― 那在底特律和新加坡是巨大的人類痛苦。�3人類從未如此接近液態，既是物質的，也是不透明的。賽伯格是以太，精髓(quintess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