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西的通靈術傳統為例，從1960年代、1970年代起，許多醫學研究者和社會科學家就開始研究它。他們描述弗雷次醫生的手術，是透過毫無醫學訓練的化身（被弗雷次醫生附身的通靈人）所施行。有趣的是，在一項研究中，約 70% 的受調查病人表示，在接受弗雷次醫生的手術後，他們的病情得到治癒或改善。當通靈人說弗雷次醫生直接負責治療，許多研究者有不同的解釋。他們主張減緩疾病壓力的「心靈力量」（或安慰劑效果），是理解弗雷次醫生手術如此成功（且如此流行）的關鍵之一。再來看看對於用手拿蛇的主要解釋，研究者對此已投入許多學術注意力。這些研究者認為，用手拿蛇儀式是資本主義支配阿帕拉契山區和其他鄉村地區（用手拿蛇的集會常見於這些地方）的象徵。研究者繼續說道，作為貧窮和未受教育的美國人，五旬節教派會眾用手拿蛇，是一種對支配他們的資本主義階級體系的「文化批判」（儘管今天有些用手拿蛇者是中產階級和有大學學歷的會眾）。這種學術上的解釋類似於對馬來西亞靈魂附身的解釋。儘管女工堅信自己是被惡靈附身，但學者的解釋卻強調，那是一種對受剝削工作狀況的無意識抵抗。

在這些例子裡，社會科學避免以弗雷次醫生、聖靈及馬來西亞靈魂附身的自身術語來研究他們：研究者說道，這三者是真實的，只因為人們相信他們是真實的。信仰是文化的產物，因為文化非常真實，所以對於弗雷次醫生的信仰也是如此：「弗雷次醫生並沒有治癒你的兒子，而是你兒子對弗雷次醫生的信仰治癒了他。」

千萬別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說這些學者的解釋毫無價值，因為它們顯然是有價值的。例如，把馬來西亞的靈魂附身視為一種抵抗形式，就非常有解釋力。然而，所有這些解釋都基於一種重要的假設，此假設源於胡佛德所謂懷疑的傳統——該傳統堅實地建於社會科學傳統上採用的宗教研究方法。胡佛德指出，闡釋宗教功能的觀點，有它們的「功用，但也有……［它們的］限制，這些限制主要來自一個事實：在最根本的意義上，它必然是民族中心主義的。」胡佛德繼續說道：

這個懷疑的傳統］吸取許多知識，並將其視為「事物即是如此」，而非文化的產物。它一再地強調：「對於我所知道的，我明瞭；對於你所知道的，你只是相信——直到這和我的知識有某種程度的衝突。」

當然，胡佛德這麼說的意思是，我們大多數人——無論是否為宗教的研究者——都是帶著關於信仰及其與知識分離的假設，來從事我們的檢驗、評估或研究。這種假設不是奠基於經驗主義、實證主義或理性。它本身是奠基於信仰和傳統——從最嚴格的意義來說，就是指我們「懷疑的傳統」（再一次用胡佛德的術語）。也就是說，我們斷定聖靈、弗雷次醫生或馬來西亞靈魂附身不可能是真實的；因此，我們假定信仰和它的產物（像是弗雷次醫生的治療）必須由其他因素來解釋，例如「心靈的力量」、「建議的力量」或「形塑經驗之信念的力量」。

由於我們透過自身懷疑傳統的角度，來研究靈療、用手拿蛇或靈魂附身，所以我們會尋找其他方式來解釋，為何人們會「相信那些明顯錯誤的事情」。 一定還有其他的原因，因為我們相信這些事情不可能是真的。當然，我們得出這種結論是因為我們深深「知道」，弗雷次醫生、聖靈或馬來西亞靈魂附身最終都是非經驗的、無法證明的、非理性的。但它們真是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