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

透過哲學家亞培拉和法學家安德瑞亞，並無法展現中古學術光譜的整體廣度。在農民和貴族的生活圈裏，學術當然發展得不好，畢竟它需要的是庇護與閒暇；它較常在諸侯的宮廷裏找到空間，哲學家亞昆和醫生彼得．亞爾豐西便生活於此。宗教團體則最常提供這樣的場域；主教方面的例子有塞維亞的伊希多爾、托馬斯．巴辛，修士方面則有貝達、阿奎那的托馬斯。雖然如此，對於作學問的態度要求並無法和主教的積極、修士的熱誠協調得很好；坎特伯里的安塞爾莫和波納文圖拉都不得不經歷這種情形。因此，學者獨特的生活圈便逐漸從宗教機構中脫離出來；就這個圈子和其歷史而言，亞培拉與安德瑞亞頗具代表性。

亞培拉的生活有著宗教、也就是修士的特性，卻不再服膺禁慾的框架；他對埃洛絲的愛情便預告了學者生涯的凡俗性質，這乃是主教座堂學校的機制難以再行阻擋的。十二世紀的人們詢問著人類的內在價值，因此偏愛哲學的文章與方法，而教育的目標則在於將性格加以形塑。在形式和內涵上，亞培拉的自傳即表達出這種追求。學問意味著介乎一位有經驗的教師和一小群私淑學子之間以口語交談的教育；他們不需要多少書，也無須建築和章程。獨特而自負的學者便藉由其個人特質，吸引了來自許多國家和社會階層的學生。這些人並非全部都算富有，出身騎士家庭的「大詩人」和農家子弟的索邦的羅伯特即可為例；而且也不是大家都期盼擁有學術地位。不過，他們在經濟上供養著老師；當後者異地而處時，他們大概也是尾隨在後。那些漂泊不定的學者，就靠著這種與學生一起組成的生活共同體來承載。

而安德瑞亞乃是教徒，身為家中的父親，並由社區給付薪資。他需要的是一座規模龐大、價值不菲的圖書館，學人的漫遊生涯則業已放棄。他的學生多半也和他一樣手頭寬裕，雖然不再是出自所有的社會階層，但目前還是來自許多國家。但是在十四世紀的進程中，教學者與受教者的共同體逐漸失去了國際化的規格，開始服務於諸侯與自治城市，訓練出地方性的菁英。十四世紀的主要課題在於人際之間的關係，因此法律的方法和文章便成為焦點，而教育的目標則在培養專業人才。在文字拼寫和思維過程中，安德瑞亞的章程便反映出這種趨勢。學問意味著訓練，按照時間表來練就恰如其分的思想。有時顯得乏味的冷靜學者屬於一個同業團體，私人的競爭便在這兒透過分工而變得不顯眼。學生則建立起自行編組的社團；至於他們與教師的合作，在時間和內涵方面都有所限制。

在這個讓學者成為教員、同時把他和受教者引入專屬共同體的發展過程中，亞培拉和安德瑞亞分別站在起點和終點。反之，貝達服務於他的修道院、諾特霍夫的雷弗爾德則是服務於他的主教座堂會，並非單純是教師和學者的綜合體。大學類似於修士的教團，乃是人們自願結合而成，否則這些人不會聚集一處；但是和一般的宗教團體相比，大學對於受教者的要求和形塑範圍較小。透過智力的培育和超乎國界的吸引力，它無疑也超越了一切組織鬆散的的兄弟會和聯盟。其地位並非按照出身和財富來評定、而是按照考試出來的智力成績，而且其成員在經濟上不是生產者、而僅僅是消費者，大學遂與周圍的環境截然區隔開來。相對於教會俸祿或城市薪資的外在依賴、以及自居為天才或法人的自我認知之間所顯示的那種緊張關係，完全可以表明中古學術的特徵。

首先，中古學術是言語取向的。人們將會透過語言課程來培養出學者，而學者則經由講座來教育他人。並非是以無言的苦楚、莫名的歡愉、緘默的姿態、無可名狀的情緒來克制著行為舉止；這一切都必須被表述出來。在這種強調煩瑣言談的情形下，果斷的行動就相形見絀；博學的亞爾豐斯這位國王便是在此觸礁。這種學術，並不關心生活條件的變化、以及對於美好未來的塑造。其次，中古學術是拉丁文取向的，也就是基於一種過去的語言；然而它並非被視為一個歷史的階段，而是一個經典的模範。波伊提烏斯之於哲學的重要性，就像查士丁尼之於法學一樣；當但丁想要描寫當代的語言時，用的仍是西賽羅的拉丁文。在巴黎大學裏，來自西班牙的學者可以和丹麥學者一起討論，只不過談的是抽象推理的文法。這種學術，對於歷史變遷、差異的認知並不熱中。第三，中古學術是經院哲學取向的，也就是固定以學校的訓練方式、將一切生活經驗都用普遍性概念加以表達的制式方法。如果波尼法提烏斯沒有把對手歸類為《聖經》上的類型，就不免詞窮；波納文圖拉則是將他在方濟會的閱歷歸為一句涉及實有與虛無的話語。特殊與具體之事物與這種學術頗有距離。

然而這種與歷史、日常社會的疏離，卻能在教育之處發揮作用。它教人在細節、發展、條件的混亂背後，重視到能夠逐漸在歷史中實現的那種關聯性。為學態度的危險，就顯示在專家自鳴得意的討論之中，以及機會主義者的照表操課。學者們過著一種不事生產、不受約束的生活；就如自布拉格之科司馬斯以來，人們常言道：蠟做的鼻子會隨著專斷而彎曲。不過，至少那些重要的學者，包括亞培拉和安德瑞亞，以及貝達和挪威《王者之鑑》的作者，都知道他們多半不是經由其書籍而發揮影響力，而是透過他們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