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臆想明天的散文及研究 在本書的「下編」中,讀者意見最大的,很可能是第十四章〈新散文的危機與回歸〉。因為我在文中指出,五四的先驅們號召大家來寫文學性的、英美式的「絮語」散文,漸漸形成了散文界百花爭豔的風致;而現在世風大變,散文的題材或體裁,又要向各種實用文體靠攏,或又依附於各實用文體了。我對此是取一種讚賞態度的。這是否意味著對文學的背叛?
我在文中稱此為「回歸」。這種新散文的回歸,雖已有隱約的動向,或在有些領域,在有些作者的筆下,已漸顯雛形,但總的來說,卻還只是一種「臆想」。在這裏,我想再補充一些後續的思考,也算是對未來的散文形態,再作一點分析和推測吧。
我曾本書「上編」說過,五四後新散文的發達,除了文學傳統上的原因,當時文壇的「硬體」也起了關鍵的作用:
就在周作人發表〈美文〉後的三個月零四天,《晨報》第七版正式改為「晨報副鐫」……這是現代日報副刊的開端,它立即成為新文學運動的重要園地……各地報紙紛紛仿效。《京報》的「京報副刊」,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民國日報》的「覺悟」,與「晨報副鐫」一起,很快發展成了「五四」以後最重要的四大副刊。上海的《申報》一直有「自由談」,但內容多為舊文人唱和等,與新文學比較隔膜;到一九三二年,史量才聘請黎烈文主持「自由談」,使之面目大變,魯迅、茅盾等新文學家成為主角,有鋒芒有個性的「談話風」成為主唱,吸引了大批讀者。這時,天津《大公報》副刊「文藝」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按柯靈先生的說法,上世紀三十年代,報紙副刊進入了它的「黃金季」。……到這時,真可以說,有報必有副刊,有副刊必有「談話風」。朱自清在《背影》序中說了當時刊物的風起雲湧,而報紙與刊物的配合,更促成了「談話風」的盛行。(〈文人傳統與創作生命〉)
與朱自清一樣,梁遇春也說過:「小品文的發達是與定期出版物做正比例的」。(〈《小品文選》序〉)這就不免讓人懸想: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散文刊物,到底興盛到什麼程度?這裏只舉一個小例。現在我們都記得《論語》問世後,魯迅說過「然而轟的一聲,天下無不幽默和小品……」魯迅說的是實情。那時遠在北方的沈從文也參與了關於幽默和小品的爭論,他不僅寫過〈談談上海的刊物〉等名文,在另一篇〈風雅與俗氣〉中,更明確地說,這是他讀了近期出現的「二十種幽默小品文刊物」後才寫的,他要探討「作家間情感觀念種種的矛盾」,也要探討「幽默刊物綜合作成的效果」。他寫作時看到了二十種,而三十年代中前期實際的幽默小品刊物,肯定還不止這個數。幽默刊物是如此,其他的散文刊物也同樣風起雲湧。這成為文藝性的散文創作的一個重要保證。
副刊多,刊物多,創作興盛,這背後的一個最根本的支撐,是讀者多,讀者對這樣的作品有興趣。現在看來,五四初期也好,上世紀三十年代也好,對於文學來說,這近乎一種青春期現象,正有如盛唐。盛唐會出現那麼多好詩文,文學大家一個個脫穎而出,這與那種難得的天時地利人和相交融的時代氣氛是分不開的。上世紀的八十年代,也是這樣的時期。但這種青春作伴的好時候是不會長久延續的,就像一部歌劇不可能一直居於高潮狀態,它總得有低潮,有轉場,甚至有落幕。現在,對於散文創作來說,盛唐氣氛已斷然無存,新創作的散文集的出版量逐年遞減,散文刊物雖有但影響頗有限,真正高質量的報紙副刊更是所剩無幾了。創作園地的銳減極大限制了作家的創作熱情,因沒有時時湧現的令人眼目清亮興味盎然的新作,也導致了刊物的進一步萎縮;而這背後,更嚴酷的現實因素,是讀者的興趣也在遞減。這是一種相互推動的負面的迴圈。
我們再來看看「硬體」以外的原因。本來,純文藝性的,專為散文刊物而創作的散文,應該是最好看的,也最有讀者緣的。因為它的創作目的就是為了文學的欣賞,不含其他雜念,不若講稿是為課堂準備的,序跋是為書稿服務的,科學小品是要借機普及新知的——它們被充作散文總有一些勉強的成分在,只能權當散文讀,在散文雜誌中聊備一格吧。這也是當年「美文」的口號一出,周作人、朱自清、葉聖陶、冰心、梁遇春等新作迭出,萬千讀者為之雀躍的原因。然而,事情並不那麼簡單—— 人們很快就發現,這種被稱為小品散文、絮語散文,後來又被稱作抒情散文的,雖然文學性強,大多溫婉細膩,筆法錯落有致,但看久了也易起膩。最初的新鮮勁一過,那種非看不可的欣賞的衝動,就不太有了。它最好是夾雜在長長短短的小說或劇本中間,作為閱讀時的短暫的調整和休憩。如滿本都是這樣的小品,雖然讓愛好者們喜歡,卻難保愛好者(如果他很忙碌的話)真能一期期一篇篇堅持將它讀完。因為除了「欣賞文學」,它似乎沒有更強烈的持續的閱讀誘因。
作家們很快也發現,這類文章寫不多。一開筆時興味盎然,涉筆成趣,彷彿從魔鏡裏看取人生,一切都有了無窮的意味,什麼都可寫入文中。但作為一個嚴肅的作家,幾篇寫下來,就會有一種被掏空的恐懼,因再寫就要重複自己了,無論是題材還是內心的體驗,都讓你感到捉襟見肘。除非是不顧一切地追求高產,硬著頭皮寫;或挖空心思地出一些怪招,追求「險僻」,不然是很難堅持的。常常要隔開相當一段時間,才會重新醞釀出新的創作衝動,筆下才會有新鮮愉悅的感覺。這也是朱自清、葉聖陶、俞平伯、鍾敬文等第一代的小品作家後來都悄悄轉行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