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客觀性與生物學的競賽中，史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盡可能地得出合理的中庸之道。他認為：「客觀性不等同於心理空白的狀態，相反地，客觀性會先辨識你的偏好，然後再用這些偏好來一一審查。」古爾德不同意人們的心像一張白紙，可以不帶偏見地觀察，他還提醒我們，要檢查我們心中那些「心理岩石」下面躲藏了什麼偏見。「辨識你的偏好」這句話帶我們回到心理判斷的怪異迴路；雖然他對這點很清楚，並且提醒我們要注意那些偏見，但是如果不能默默接受某種程度上的自主理性思考，他是無法討論客觀性的。

當下流行的趨勢就是在論證潛意識偏見對決定的影響力時，並不重視非意識偏見的結果。美國喬治亞州艾默里大學的心理學家德魯．維斯頓（Drew Westen）針對政黨領導人如何對敵營候選人的負面消息進行加工（當時兩大敵對陣營為約翰．甘迺迪對喬治．布希），於是他利用fMRI來研究非意識偏見。維斯頓原本預估，人們在回想同隊陣營候選人的負面訊息時，前腦皮質的「大腦理性區域」位置會發生反應。結果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大腦邊緣系統有數個區域的反應大增，而前腦皮質卻相對地安靜。維斯頓總結說，對於政黨話題，人們的政治思想通常是極情緒化的。對於這個結論，我們並不感到驚訝，但維斯頓因而發掘了一個問題──我們如何才能改變這些帶有偏見的潛意識行為？維斯頓得到的結果與古爾德的「一一審查」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們是有辦法超越這些偏見的，但是必須進行冷靜的自我反省，想：『好吧，我知道自己想要相信，但我必須要誠實。』」

我和古爾德、維斯頓有同樣的願望。我認為反省非常重要，我也特別留意自己的偏見，特別是我的醫囑。這一本書的起頭看起來像是個人的回憶反省記錄，而結束則是點出了自我知識的限制。我希望古爾德和維斯頓是正確的，但我也意識到，我們所能期望的最佳狀況只是完美的矛盾修飾法，只能作到部分客觀。

對於現代神經生物學家來說，有一個很困難的問題需要解釋：既然知道這樣的客觀評估存在缺陷，有時甚至會造成嚴重後果，那麼該如何用這種看法進行自我審視的需要呢？相信沒有人會懷疑蘇格拉底的格言：「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過下去。」想要「過好生活」，自我評估和自我改進必不可缺。我們的確應該實施鐵面無私的自我反省和嚴格的審視，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再怎麼反省，最多也只能得到我們思想的部分觀點，想要完完全全的客觀是做不到的。

反省並不能克服我們在生物學上所形成的固有思想，一個最常見的例子是，憂鬱的躁鬱症病患只看得見他所感覺到的不受尊重以及各種罪惡感。有位躁鬱症病患審視了自己生活的各種層面，最後確認自己一無是處，覺得生活中的災難都是自己的錯，即使朋友再怎麼勸他也無濟於事，他很確定自己的理解是正確的，所以拒絕接受治療，最後從金門大橋上跳了下去。另一位病患也有同樣的症狀，但他去看了精神科醫師，服用抗憂鬱藥物，於是病人重新振作起來，此時他意識到，自己原先感覺沒有自尊的詮釋是錯誤的。

人們不願意面對理性思想的問題，某些原因是由於我們對心理的感覺與對身體的感覺有分歧。沒有人會想要一跳跳過6公尺高，也不會想要潛水一個禮拜，我們很容易瞭解自己身體的極限，但卻不覺得思想也一樣是有極限的。例如，你可以自由接受或反對這篇文章，你接受所有影響你做出這個決定的隱藏因素，卻不會覺得自己受到控制，相反地，你才是主宰自己思想的主人。在本質上，人們的天性就是會去不斷改善自己的心智，也就是說，我們的心理極限反而讓我們不認為自己有心理極限。

相較於純粹的自我反省，提摩西．威爾森建議我們不如成為「為自己的生活寫傳記的人，將我們的行為和情感萃取成為有意義的故事。」威爾森的觀點經得起考驗。現代神經科學強烈地指出，自我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個人故事描述，由心理的審視所引導，反省則是對於這些複雜故事的類比解釋。想要認識與潛意識活動極端「相依」的自我，就必須從各種不同角度進行貼進而詳細的分析（還要包括別人的意見），以及全盤瞭解個人的文化歷史甚至行為遺傳。然而，更重要的需求是，任何自我評估都會受到生物學上的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