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你們若不是在討論物自身（things-in-themselves）或人群自身（humans-among-themselves），那就是在討論論述、再現、語言、文本、修辭嘍？」這是對科技研究的第三個誤解。那些不考慮符號外部所指（事物本質）還有說話者（語用或社會脈絡）的傢伙，確實可以只談意義效果（meaning effect）和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然而麥肯錫在檢驗慣性導引系統的演進時，他可是在討論殺死我們大家的武器部署；卡龍在追蹤科學文章中展示的路徑時，他可是同時討論著工業政策和修辭；休斯分析愛迪生的筆記本時，美隆園區（Menlo Park）的內在世界正要變成全美國的外在世界；我在討論巴斯德馴化微生物時，可是動員了十九世紀的法國社會，而不只是在對一位偉人的文本做符號學研究；我在談論腦縮氨酸的發現∕發明時，是認真地在談腦縮氨酸本身，而不只談它在居力民教授實驗室裡的再現。修辭、文本策略、書寫、演出、符號學，這些種種確實也很重要，但它們以一種新形式存在，這個新形式對事物本質和社會脈絡同時造成衝擊，儘管不能將之簡化成這個或另一個。

我們的智識生活亂了章法。要是認識論、社會科學、文本科學仍各自為政，那麼這些學科還各擅勝場。若我們正在追逐的創造物跨越了這三個空間，人們就再也不了解我們。一旦我們向既有的學科出示某個細緻的社會—技術網絡，出示一些可愛的轉換過程，第一群專家就會提取我們的概念，並且拔掉所有可能將這些概念連接到社會或修辭的根源；第二群專家會抹煞網絡具有的社會與政治面向，並清掉網絡裡所有的物；最後，第三群專家會保留我們的論述與修辭，但去除我們的作品裡任何對（難以啟齒的）實在或權力遊戲的不當執著。在我們的批評者眼中，我們頭上的臭氧破洞、我們心中的道德律、自主的文本，每一個課題都很有趣，但只有個別來討論時才會有趣。一個精巧的梭子應該要將天堂、工業、文本、靈魂和道德律編織在一起，只是這件事目前仍舊看來詭異、無法想像，也不合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