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港，找到工作之前一年全靠稿費維生，蔡炎培寫「四毫子小說」現在已經成為佳話，還有其他的趣事：當時羅孚主編左派雜誌《海光文藝》，可能為着「統戰」文人，稿費給得很好，「我寫一篇短稿給很多稿費，還找人專門送到我北角住處。我跟王亭之說我寫一首詩就夠半個月生活費，他不信，很簡單，大魚大肉不可能，但如果你去糖水道吃兩碗白粥一碟花生，絕對可以過半個月。」

當時主要還是靠蔡浩泉主編「星期文庫」(《今晚報》)，讓大家一個月寫一部「四毫子小說」，四萬字給兩百元稿費，足矣－那時候私校教員一個月才一百元。蔡炎培和蔡浩泉等五個作家藝術家合租一個單位做工作室，租金六十元。「周石和我索性住在那裏專門寫小說，我寫了兩本《日落的玫瑰》和《風孃》，然後沒有靈感了，於是想到改編，改過托馬斯．曼（Paul Thomas Mann,1875-1955）d的《魔山》！有個好笑的逸事，我改編的有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的《古屋雜憶》，從夏濟安的譯本改，還有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1961）的《戰地鐘聲》。有人看見後就向夏濟安吿狀，結果夏回他一句：此子獨具隻眼！」

談到自己的文學，蔡炎培眉飛色舞，我不禁問他：「《日落的玫瑰》這麼前衛，有人買嗎？」他說：「那時香港沒有電視，所以連女工都會買小說，但我只收到過一封讀者來信，她說你這是很真誠的人生。」

小說只是他生命的插曲，核心還是詩，六、七十年代他們的生活，幾乎只圍繞詩來展開。「戴天他們在九龍塘辦創建書院，邀請過我去唸詩，劉紹銘聽得哈哈笑，笑起來還拍大髀－我最記得這個片段。那時我在編《中國學生周報》的『詩之頁』，西西見我百無聊賴，就讓紿我做主編，我就能在編『詩之頁』的時候偶爾登自己一首詩賺點稿費，因為編輯是沒有錢的。當時我會評詩，因為我喜歡賭馬，所以用了馬經術語來評詩，林悦恆社長以為我發神經，就找羅卡來和我聊天，請我吃魚蛋河，吃完一碗我說不夠！我還要吃多一碗。聊完天後羅卡跟我說：『他們說你有神經病，我看不像啊。』」這談笑間，是多少日後的鴻儒！

說到賭馬，那更是蔡炎培最大的特色，古今中外愛賭的文人不少，賭到寫馬經的可能只有蔡炎培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1821-1881）也甘拜下風。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蔡炎培入《明報》做助理編輯，二百八十元一個月，阮囊羞澀，所以「一開始我不是賭馬，是賭狗仔」，因為狗仔的賭注少而已。恰好進去《明報》沒多久，簡老八(簡而清)說要找一個馬評助手，戴天就推薦了能寫好賭的蔡炎培，為簡老八整理他評馬的錄音稿，並且送稿去各個報社二當時《明報》工資已經有四百五十元，這個兼職有一百五十元，已經算不錯了。後來我在《蘋果》寫過兩年馬經。稿費比文學稿費高得多！」但他賭馬也賭得很有詩意二賺點茶錢而已，我喜歡的馬我就買，不計冷熱。我賭馬因為愛馬－我覺得馬是天生很悲壯的動物。」

一九六七年，好友亦舒和蔡浩泉結婚，在樂宮樓擺一圍喜酒，「那時暴動已經遍地開花。十點多，李怡上來說時間到了、時間到了，催羅孚走，胡菊人、戴天和羅孚就說：為長江飲勝！為黃河飲勝！結果喝得『撇撇乎』，只有我對自己說我不能醉，結果是我扶着戴天回家的，誰料到家時衝出了幾個文學青年：淮遠、李國威、關夢南，他們在樓下等戴天，要他指點詩歌迷津！」這一段少年風流事，已經成為香港文學的小傳奇。

從別人的婚禮說到自己，蔡炎培對往事留戀萬分，伸手拿來一張黑白好照片－其實我一進他家門就看到了，美好的韶光流連在其上。「看我當時的結婚照，成個共產黨員、左派的樣子，其實是因為結婚都沒有西装，只好穿成這樣。」他於一九六九年認識了終生至愛璽璽，竟是文字姻緣，「她那時候寫一些短篇小說，有一天她寫了 一篇（廢船）被我讀到，最後一句是：『只有一滴水，也能流到中國。』這句真是要了我命，那晚燈下默然良久，馬上寫了一封信給她」。信裏是這麼直接的一句：「我愛着你作品的同時，也深愛着你」，「那時完全沒有見過她，但想她即使長得是個醜八怪也不管，總之我就深愛着你，姻緣這東西就是這麼奇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