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用來解釋台灣民族認同浮現的第二個因素，是戰後國民黨的統治。這個取向的研究，強調國民黨的統治對於台灣民眾反抗中國認同、形成台灣人認同來說，相當重要。一直到198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以「統合主義的威權體制」（corporatist authoritarian）方式控制各種社會的力量，這使得它既能在台灣立足，又得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鬥爭。在1987年台灣政府開放民眾赴中國大陸之前，官方禁止海峽兩岸人民有所接觸。若林正丈認為，儘管事實上國民黨政府不斷宣傳「中國民族主義」，也就是Anderson分類下的一種「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但台灣是一個獨立自足的政治社群，這種在日本殖民時期形成的觀念，更在國民黨的統治下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若林正丈 1994: 55-56）。此外，若林正丈也應用Anderson的「朝聖之旅」概念來解釋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他認為，日本的殖民統治、以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立，兩者皆有助於創造出以台灣為範圍的朝聖區域，亦即讓台灣民族主義得以形成的社會母體。

「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的優點，是對於民眾將台灣視為獨立政治體的廣泛認同感在發展時所處的經濟、社會與政治脈絡，提供了很好的描述。 但是，一如John Breuilly曾經指出的，「民族主義信條與民族主義政治，經常出現於那些大多數民眾沒有任何強烈或獨特的民族認同的社會與地區」。我們也能找到一些例子，「在那些地方即便擁有普遍共享的民族情操，但卻未與民族主義信條的充分發展，或與重要的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出現有所關聯」（Breuilly 1996 [1994]: 147-148）。民族主義信條與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發展，通常有賴文化知識分子與政治運動人士的動員、以及被動員的特定政治變遷情形而定。換句話說，「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所指出的浮現中的國族認同，顯得有如鐵板一塊般地過於整體單一，而它所依賴的社會能動性（social agency）究竟是什麼，則顯得非常模糊。台灣民族主義被視為唱出民族之歌的單一聲音。關於「這是誰的台灣民族主義」此一問題，「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只能給出相當有限的答案。相較之下，從「政治競爭」角度來探討台灣民族主義，則對民族主義發展的社會能動性問題，提供更多令人滿意的解釋。

「政治競爭」研究取向的典型之一，是王甫昌（1996）的傑出研究成果。他指出，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台灣政治反對運動的首要目標，是在中華民國現有的政治架構下追求政治民主化。不過令人出乎意料的，1980年代初期反對運動開始往民族主義的方向發展。王甫昌解釋了這個重大轉變發生的原因，也說明了政治反對運動者如何訴諸民族主義，以做為替代的政治策略。他指出，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省籍平等，是反對運動者追求政治自由化的核心議題，而美麗島事件代表這種追求的重大挫敗。反對運動者的強烈挫折感，以及八○年代上半葉國民黨政府的嚴厲壓制，使得反對運動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動員策略變得更加激進。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者認識到，國民黨統治的基礎，正是官方所宣傳、具有相當沙文主義色彩的中國意識。他們認為，這種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正當化既有的社會政治形態，導致外省人與本省人在省籍關係上的不平等。為了挑戰這種意識形態，政治反對運動者開始發展一套台灣民族主義論述。此外，王甫昌也指出，1986年之後集結在新成立的民進黨下的反對運動者，發起了許多群眾集會與街頭抗議，以動員社會的支持。在這種過程中，台灣民族主義成為社會動員的重要訴求，進而使得民進黨的支持度顯著增加（王甫昌 1996）。

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確實是國民黨政府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長期以來對抗的結果。「政治競爭」研究取向的長處就在於告訴我們，民族認同並非理所當然之事。相反的，它是逐漸浮現形成的，而政治鬥爭則常常是讓族群性（ethnicity）蛻變為民族性（nationality）的催化劑。由於聚焦於政治衝突，這個研究取向顯示特定的政治行動者如何建構台灣民族認同，以動員民眾的支持，追求新國家的建立。這個研究取向闡明了台灣人做為一個受宰制的族群，如何運用民族主義以挑戰統治他們的國家。因此以下我們有必要討論被宰制的族群及其知識分子與民族主義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