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杉靜枝的先行研究中，日文文獻方面，有李文茹以真杉靜枝、坂口礻零子以及山部歌津子三位日本女性作家的殖民地台灣為主題的作品，進行概括性的介紹，並主要由性／別的視點進行分析。論及真杉靜枝的部分，首先探討她初期的台灣書寫到戰時台灣書寫之間的變化，與自我的「日本人」身分認同之間的關係。李認為真杉此時期的台灣書寫，將台灣喻為「南方墳墓」，讓台灣殖民地成為家父長暴力的隱喻。此外，李以性／別的問題意識出發，以「霧社事件」為主軸，針對真杉靜枝以及中村地平兩人的台灣原住民女性書寫，比較二人視線呈現的台灣形象差異。以真杉靜枝配合國策以〈莎韻之鐘〉為主題所寫成的系列作品為例，李認為〈莎韻之鐘〉為當時國策文學典型的「鎗後小說」，對真杉在小說中並未提及殖民地統治相關的現實問題，評斷真杉為「也是參與殖民地統治的其中一人」。最後則集中論述真杉静枝的戰時文學，言及以一九三九年的台灣訪問為底本的隨筆集《無謂的振翅》（甲斐なき羽撃き）中對台灣的印象記，包括對台灣藝旦的視線，以及以真杉的妹妹為藍本所描寫的戰時未亡人以及戰時的兒童文學。李將這些作品整體歸類為配合「國策文學」以及動員戰爭的宣傳文學，並將真杉靜枝視為「自動自發地參與殖民地統治」女性文人的一例，認為其台灣書寫以及表象是「殖民地統治與戰爭協力二重暴力的產物」。李對一九二○年代後期到戰時的一九四○年代真杉靜枝的台灣相關作品做了概括介紹，對真杉的台灣書寫進行初步整理，做為基礎研究有一定的貢獻。但對真杉文學的定位，其結論基本上遵循後殖民主義論述中的主流──也就是「政治正確」的詮釋。特別是，李以真杉靜枝戰時的台灣書寫為例，直指其「潛在著隱蔽了殖民地統治、參與對亞洲各國的侵略戰爭、讓他國女性成為侵略戰爭的犧牲者的三重構造」。無可否認地，這樣的結論主要針對她積極的戰爭協力態度而發。對殖民地書寫以及國策文學的斷罪，固然符合清算戰後殖民地負面遺產的「公平正義」原則，但這樣的結論其實可謂與各國戰時下所共有的具「普遍性」的文學現象相同，難以看出真杉靜枝文學的真正特徵，以及其文學作品所牽涉的創作風格與美學問題。此外，李的論文立基於後殖民立場，限定戰前的台灣書寫作品為其分析對象，檢視真杉靜枝創作的「台灣再現」，但也使得當中呈現的台灣書寫問題並不全面。同時，正因為李將台灣題材單獨抽離了真杉同時期的其他作品，反而造成定位真杉文學的台灣書寫的盲點。

另外，日本女詩人高良留美子的論點基本上立足於為真杉復權，同時呼籲真杉靜枝選集或全集出版的必要性，以便能進一步進行真杉靜枝的研究。在〈讀真杉静枝「南方的語言」─對本島人與台灣話的愛〉（真杉静枝「南方の言葉」を読む─本島人と台湾語への愛）中針對真杉靜枝的國策文學書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真杉的〈南方的語言〉（南方の言葉）中的女主人公木村花子為例，主張真杉與當時典型的殖民者立場迴異，指出真杉對於被殖民者是懷有愛情以及同理心。但此論文由於並未掌握當時殖民地台灣的時空背景，其主要基調是重新探討真杉文學中「人道主義」立場的可能性，企圖為真杉靜枝復權與辯護。高良對於日本近代文學對此位女作家一直以來的忽視與抹殺，所企圖喚起的問題意識應是最重要的貢獻。

綜觀真杉靜枝所處的戰前日本文壇，近代以來東京與地方的文學位階與上下關係原本便歷歷分明，女性作家更是長期處於性／別（gender）的劣勢。在這樣的文學系譜下，如真杉這樣成長於殖民地而企圖立足於日本中央文壇的女性作家，其所能被容許的空間則更有限。在這樣狀況下，要在文壇占有一席之地，更非易事。從側面以觀，戰爭時期成為真杉靜枝創作的豐產期的事實，或許能一窺端倪。就真杉靜枝戰爭時期的「國策文學」作品看來，創作的數量極豐，單行本便有《囑咐》（ことづけ）以及《南方紀行》，《返鄉休憩三日間》（帰休三日間）與《母與妻》（母と妻）等。而以台灣為主題進行創作者，除了小說集《囑咐》以及《南方紀行》之外，尚有隨筆集《無謂的振翅》（一九四○年）等。此處呈現了兩個現象：一是「台灣書寫」成為真杉靜枝在日本文壇的專利。第二，真杉靜枝的戰爭協力的態度無疑是積極的。但這二個現象其實互為表裡，因為帶著「他者」異質成分的「台灣殖民地」出身者，無疑必須比起其他「內地者」更賣力宣示對皇國的忠誠。但若檢視真杉進入文壇之後的思想系譜，便會發現輕率地逕將真杉定位為右翼的協力作家仍有商榷的餘地。

真杉靜枝初登文壇不久，便成為《女人藝術》的同人。一九二○年代後期創刊的《女人藝術》（一九二八年七月〜一九三二年六月）正逢日本左翼思潮盛行，也是大正自由民主思潮的流行時期，而這樣的時代氛圍也如實地反映於雜誌的內容。《女人藝術》同時也是知名的左翼女性思想家與作家的搖籃，如山川菊榮以及當時仍信奉無政府主義的高群逸枝都從《女人藝術》出發。此時社會主義與自由民主思潮的氛圍對真杉靜枝的影響，也可從真杉靜枝的一些作品看出端倪。例如〈理韻‧哈韻的山谷〉（一九四一）中由內地來到台灣山地教育原住民的青年教師村西武美，是以一九一一年日本大逆事件死刑者之一大石誠之助的姪兒西村伊作為藍本形塑的人物。而戰後以父親真杉千里為藍本的「花樟物語」（一九四六〜一九四七）系列小說，則透露出對台灣殖民地政策的不滿與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