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胡適遇到蔣介石：論自由主義的挫折／汪榮祖

一

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近年來成為熱門話題，胡適與蔣介石的日記更為這層關係提供了很好的素材，經過整理之後，已有好幾本專書與不少文章發表，胡、蔣關係的來龍去脈已很清楚。不過，研究胡蔣關係的意義，應不止於有系統的排比與覆述史料，僅作字面上的解說，似更宜從胡蔣兩人的關係中深入分析這兩個人，才能進一步了解這兩位重要歷史人物及其時代，並認識到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在以蔣為代表的威權體制中，如何受到挫折，或可為自由主義在「革命中國」的「命運」提供一個具體的實例。

胡適與蔣介石首次相遇在1927 年，地點是北伐軍佔領後的上海，兩人都已名聞全國，胡適早已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名滿天下」的學界領袖，而蔣介石是北伐軍的總司令，旭日東昇的耀眼強人。胡適出現在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盛大婚禮上，當時冠蓋雲集，胡適曾側身其間。胡氏顯然以名人的身份受邀觀禮，未必與蔣已經相識；若從這一年算起，直到1962 年2 月胡適逝世，兩人的關係長達三十五年。那是蔣介石的時代，以其軍力為基礎於1928 年建立了以黨國體制為核心的威權政府，而胡適則是主張自由主義的學界泰斗。自由與威權的矛盾無可避免，但胡適之於蔣介石既有抗爭，更多合作，藕斷絲連，從未間斷。

1949 年以後，蔣介石失去中國大陸、退居台灣，仍然大權獨攬。胡適雖然避居北美多年，但最後仍然回到蔣介石的台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死於任上。在漫長的歲月裡，蔣介石未能將胡適入其彀中，不能像陳布雷、王世杰、葉公超等人那樣，為其所用，任其擺佈；胡適也未能改變強人，使蔣氏變得稍微民主，多給一點自由。簡言之，無論蔣想拉攏胡適或胡想改變蔣介石，都屬徒勞而無功。

胡適作為學者，其專業是哲學，但他除了宣揚杜威（John Dewey）的實驗主義（Pragmatism）外，在哲學上並無重大建樹，不能與金岳霖、馮友蘭等相提並論。

他雖然師從哲學大師杜威，但專門研究杜威哲學的吳森發現，「胡適打著杜威的旗號，而葫蘆裡賣的藥是胡適自己煎製的，和杜威本來的藥方相差很遠」。胡適也無心專攻哲學，他對歷史考據與文學似乎更有興趣，在學問上博而不精。但是胡適一生的重要性及其名聲並不來自學問，而來自新文化運動，推行白話文，以及畢生倡導民主與自由，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不過，胡適對自由主義的理解，有時很令人困惑。他對自由主義的發展史與內涵似乎並未深究，他曾寫道：「自由主義裡沒有自由，那就好像『長板坡』裡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裡沒有諸葛亮，總有點叫不順口」，怎麼可能呢？他又說：「自由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各民族的大運動」，又怎麼可能呢？他再把敢於批評者與反抗者，「從墨翟、楊朱到桓譚、王充，從范縝、傅奕、韓愈到李贄、顏元、李塨」，都說成是為「思想自由」而奮鬥的「東方豪傑之士」6，好像中國比西歐更早就有了自由主義，又怎麼可能呢？如果中國早自春秋戰國以來就有那麼多的鬥士，何以「東方的自由主義運動」不成氣候？胡適的解釋是因為「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

但是這個「東方自由主義的大運動」，進行了幾千年仍「抓不住政治自由」，又有何說法？胡適將范仲淹所寫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等同西方的「言論自由」與「不自由，毋寧死」，同樣模糊了兩者之間的貌同心異。西方的言論自由是要爭取個人私領域的思想不容外力干涉，不惜以死維護自己的思想，與冒死直諫以報君恩之目的與動機皆異；若不然，則何以解釋自范仲淹以來經過九百年仍未爭取到「言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