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和蔣介石有長久的淵源。雷震在一九三八年曾經出任「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設計委員，委員長是蔣介石。同年，國民參政會成立下屬機構「川康建設期成會」，蔣介石任會長，雷震任祕書。後來「川康會」改組為「經濟建設策進會」，蔣仍任會長，雷震仍任祕書。蔣介石不可能同時介入這麼多機關和組織，雷震因此負起充當蔣介石代表及幫手的責任。推動《自由中國》雜誌的當時，雷震的職位是行政院政務委員，可算是國民黨政權中政府部門的核心成員；他的妻子宋英女士則為監察委員。

和當時眾多的中國青年一樣，雷震在年輕的時候選擇到鄰國日本留學。他於一九一七年在日本讀書的時候，由國民黨元老戴季陶介紹入黨，並於一九二三年進入京都大學政治系。河上肇當時就在該系任教。河上肇是當代日本最重要的左派思想家，曾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雷震在一九二六年畢業後進入研究所，不過並沒有選擇這位聞名的左派學者當指導教授。雷震的日本留學背景後來成為他和本土菁英結合的一大助力。當時臺灣的本土菁英多成長、受教育於日治時期，中文不甚流利。雷震經常使用日文和他們交談。

胡適則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由於胡適的聲望和影響力，以及他堅定的民主信念，《自由中國》雜誌創辦的頭三年都以胡適為發行人，雖然當時胡適居住在美國。雷震也一直希望胡適能領導臺灣的民主改革。這個不切實際的期待，後來導致《自由中國》雜誌社的同仁們和雷震家屬，對胡適的極度不諒解。雷震被逮捕後，殷海光甚至拒絕和胡適見面。

雖然胡適對文學懷有甚大的熱情，而且將自己定位為學者，可是卻一生都和政治脫離不了關係。他於一九○六年入上海「中國公學」就讀。中國公學在該年年初才成立；是日本的中國學生抗議日本政府歧視中國學生，集體回國之後所創辦的學校。當時胡適只是十五歲的少年，而他的同學卻多為二十歲、甚至三十歲的成年人，而且許多是曾經出國留學、見多識廣的人。胡適和這些大人們朝夕相處，自然比別人早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