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醒來，我閉著眼從枕頭邊摸到體溫計，往腋下一夾，再半睡半醒五分鐘。反正發燒就去醫院，不發燒也要去。有一天，我覺得鼻子裡的氣是燙的，熱流直躥到腦門上，覺得肯定是感染了。閉著眼睛想，怎麼搞個DV進病房之類，不能白死。睜開眼看了看體溫計，才三十六度五。

有位女法警，負責給刑場上已被執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說從不恐懼，只有一次，晚上洗頭的時候，打上洗髮精，搓起泡沫的一刹那，所有那些臉都出現在她面前。

她的話我覺得親切。非典時，我很少感到恐懼，有一些比這更強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龍頭下，開著冷水，水流過皮膚，一下浮出顫慄的粗顆粒，塗上洗面乳，把臉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覺得是死神在摸著我的臉。

我一下子睜大眼睛，血管在頸上嘣嘣地跳。我摸著血管，這就是最原始的東西。活著就是活著。在所有的災難中，這個溫熱的跳動就是活著。

後來我才知道，有一陣子，我們幾個都認為自己肯定感染了。從醫院回來，大家不約而同沖很長時間的熱水澡，覺得有什麼粉末已經沾在身上，鼻孔裡嘴裡嗆得都是，但誰也不說，好像不說就是一種保護。

台裡給了我們五個免疫球蛋白針指標，這在當時極稀缺，是當保命的針來打的，但司機周師傅不是本台職工，沒有指標，這五針被安排到當晚八點打，過後失效。

「要麼六個都去，要麼都不去。」我們打各個電話爭取，但台裡也協調不了。

錄音劉昶一邊聽著，說了句：「別球爭了。」七點半，他把門一鎖，不出來了，敲也不開。陳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這樣他安心。」

我們五個回來的時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著，一邊給他的錄音杆弄土法消毒――罩個女式黑絲襪在杆頭的絨上，一根煙斜銜在嘴角，眼睛在煙霧裡瞇起來：「沒事兒，該死屌朝上。」

第二天在醫院裡碰到個女病人，舉著自己的吊瓶，看陳威拿鏡頭對著她，轉頭跟身邊醫生說：「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來親丫的。」我們哈哈大笑。

「九・一一」後不久，美國人就開始做娛樂脫口秀，一邊捶著桌子忍住眼淚，一邊繼續說笑話。我當時不太明白，現在理解了，人們還能笑的時候，是不容易被打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