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繼紅帶我去看留觀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幾間普通的病房，遲疑地問他：「你們的清潔區、污染區呢？」

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這兒畫一根線。」我不能相信，問了一句：「那你們怎麼區分清潔區和污染區？」朱繼紅沉默了一會兒，慢慢舉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這兒。」
我問：「你們靠什麼防護？」

他面無表情，說：「我們靠精神防護。」

我原以為天井關閉之後他們就安全了，但是急診科的門診未獲停診批准，只能繼續開著，病人還在陸續地來，沒有條件接診和隔離的醫院還在繼續開放，發燒門診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個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們來拍攝時，病人才開始轉運到有隔離條件的醫院。當時病人連輸液的地方都沒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輸。

他帶著我去看，所有的椅子還在，輸液瓶掛在樹杈上，或者開車過來，掛在車的後視鏡上，椅子不夠了還有小板凳。一個衛生系統的官員在這裡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兒子感染了，想盡辦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個床位，夫婦倆讓兒子住了進去。

兩口子發燒得渾身透濕，站不住，只能顫抖著坐在小板凳上輸液。再後來連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癒的時候，父母已經去世。

一張張椅子依然擺在那裡，原樣，從四月到五月底，誰也沒動過，藍色的油漆在太陽底下已曬得褪色，快變成了綠的，面對大門口敞開放著，像一群啞口無言的人。
牆那邊一街之隔，就是衛生部。

五月二十七日，急診科的護士王晶去世。
丈夫給我念妻子的手機短信。

第一條是：「窗前的花兒開了，我會好起來的。」
他不能探視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壇醫院門口，進不去，就在世界上離她最近的地方守著。

她寫：「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再下來，她開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裡交代著存摺的密碼。
最後一條，她要他繫上紅腰帶：「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一邊慟哭一邊念，我的眼淚也滿臉地流。小鵬瞪我一眼，做記者哪能這樣呢？可是我沒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