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1989）──節錄，摘自本書第四章〈歷史台灣〉

白：《悲情城市》被某些電影評論視為有史以來最有力量的作品。由於它是第一部直接面對「二二八事件」的電影，一上映便相當轟動，堪稱台灣電影的里程碑，同時震動了台灣社會。隨著電影帶出的歷史、社會、政治意涵，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現象。是什麼啟發了您拍出《悲情城市》？

侯：新電影剛剛開始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拍自己的成長背景、台灣經驗，表現在電影上，比小說晚了十年。《悲情城市》所談論的二二八事件，在台灣一直是個禁忌，所以更晚，1989年，又晚了十年。隨著蔣經國去世，解除戒嚴，時代變了，空間打開了，用電影討論這個主題成為可能。

即使在解嚴之前，我也聽說很多過去的故事，看了很多跟政治相關的小說，比如說陳映真。這引發了我的興趣去找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資料。這是個時機，我本來不是拍二二八，是拍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下一代人的生活，他們活在事件的陰影之下。後來正好解嚴，我感覺這時來拍是一個時機。

白：您提到說很想拍陳映真的《山路》，那麼既然解嚴了，後來為什麼不拍，而改去拍《悲情城市》？

侯：因為《悲情城市》前面有一個劇本計劃，好像是《戀戀風塵》之後。那時候《悲情城市》是另一個故事，找香港「嘉禾」投資。找的演員是周潤發和楊麗花，一個香港天王，一個台灣天后，兩人碰撞會產生什麼化學變化。

（當時設定）楊麗花演的是基隆酒家的大姊頭，就是後來《悲情城市》裡的大哥的女兒阿雪。1949年的基隆港，火車、煤煙、下雨、逃難來的人潮。周潤發從香港來，要找一個失踪人口。為了建立楊麗花這個人物，追蹤、上溯到她的父母親，因而弄出來的家族樹譜，就是後來《悲情城市》裡的阿公、梁朝偉他們。

後來要拍《尼羅河女兒》，就先拍了，拍完就解嚴啦。這時候邱復生他去歐洲，知道我的狀況，然後（加上）陳國富，我們就組一個「電影合作社」──但「合作社」這個名詞不能取，因為它是公共的名詞，不能當公司名字，就顛倒過來叫「合作社電影」──反正就是陳國富主導，我啦，楊德昌、陳國富、吳念真、詹宏志啦，差不多這幾個人。

很多人就一起弄《悲情城市》，拍上一代的，就是陳松勇這一代的，我先跟天文把分場做好；分場寫好了，然後找念真寫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