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第一個指派任務相對輕鬆：到德國的地方大學擔任英語講師兩年，講授濟慈的作品、與一群熱心而認真的各種各樣德國學生至巴伐利亞的狩獵小屋度假。每次長假尾聲，他會帶其中一些認定有潛力的學生回英國，並透過祕密管道將他的建議傳送至波昂的一個地址。在那兩年間，他不知道自己的建議是被採納了或置之不理。他也無從得知是否有人去接近他所提名的人選。確實，他沒辦法知道自己的訊息是否寄達他們手上；在英國時，他也與軍情科沒有往來。

執行這項工作時，他感到五味雜陳，難以調適。他必須從他的所學、在超然的位子上評估一個人的「情報員潛能」，得就人格及行為設計精妙的測驗，以提供他該人選的品質參考。他的這一部分無情而殘酷——在他的生意裡，史邁利扮演的角色是國際傭兵，不講道德、無關動機，只求滿足私慾。

相反地，目睹他內在原有的樂趣逐漸凋萎則令他悲傷。總是置身事外，如今他發現自己會在友誼與人性忠誠的誘惑前退縮；他警醒地避免自己做出自然反應。由著他的智識之力，他強迫自己以客觀的學術角度觀察人類，然而他既非神明也非聖賢，對自己人生中的虛假感到既痛恨又畏懼。

但史邁利本來就是感性的人，長時間離鄉背井更增強了他對英國的深愛。他以牛津的往事餵養飢渴的心靈；它的美、它理性的安逸，以及它在下判斷時的成熟穩重。他夢到秋天哈特蘭碼頭（Hartland Quay）多風的假期，夢到在康瓦爾郡懸崖上跼跼長行、風吹得他的臉又平又燙。這是他的另一個祕密生活，而他則愈來愈痛恨新德國齷齪的侵略舉動、制服學生的叫囂跺腳、帶疤的傲慢臉孔與他們廉價的回應。他也憎惡校方竄改他課程——他心愛的德國文學——的那種手段。有那麼一個晚上，在一九三七年的冬天的某個可怕夜晚，史邁利站在窗前，望著大學中庭升起營火：數百名學生圍繞著它，臉龐在跳躍的火光中亢奮閃爍。他們把好幾百本的書丟進這異端的火焰中。他知道都是哪些書：托馬斯‧曼、海涅、萊辛與其他多名文人。而史邁利，他汗濕的手捏著菸屁股，旁觀著，痛恨著，並勝利地想他已認清他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