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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年春天,檔案局透過當時還在運作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聯絡家屬申請遺書返還。但因為我們在那幾年進行白色恐怖受難者與家屬的口述訪談,所以知道補償基金會並無管道聯繫某些家屬,數度表達願意協助聯絡,但是未獲檔案局同意。因此,我們只能在所知範圍內,不斷告知家屬可以申請返還遺書。在這個過程中,幾位研究白色恐怖的年輕研究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不但認識家屬,也對檔案開放及遺書清查的進程知之甚詳。
政府開啟遺書返還程序,並不表示家屬從此取得遺書就毫無困難。行政程序的繁瑣讓受難者家屬郭素貞女士(郭慶之女)拒絕出席官方的遺書返還儀式,並且投書報紙直言,「公務機關彼此能橫向聯繫完成的管理作業,卻要遺屬在烈日下來回奔波補件,這是民主政府的公僕對於政治受難者家屬該有的服務嗎﹖」本會據此透過尤美女立委的協助,促成檔案局設立簡化受難者家屬申請程序的單一窗口,以及檔案複製收費減免機制。
在部分家屬領回遺書後,我們決定邀請作家進行採訪,讓這些遲了四十至六十年的遺書故事,能為世人所知。這本書收錄的遺書及所呈現的受難者生平與家屬經驗,只是白色恐怖記憶的少許片段。寫下遺書的受難者,有些人懷抱社會主義統一中國的理想,有些人渴望臺灣獨立建國;他們不但背景各異,理想不同,受難時間也相隔二十年,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反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
這些受難者留給家人的遺書中,有歉意,有期許,有思念,有祝福。而家人對他們的思念中,有痛苦,有埋怨,有遺憾,也有無奈。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若這些遺書在六十年前或是四十年前就送達家屬手中,這些思念中的痛苦埋怨或是遺憾無奈,是否會少一點,但是可以確知的是,許多家屬在離開這個世界前,始終未能得知親人最後的告別。連告別也不被允許的不義,應該留下紀錄,這是做為生者的我們,對於這些受難者,以及因他們的逝去而飽受痛苦磨難的家屬,少數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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