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姨朵拉收留了我，整個法國都在歡慶，由美國人來定調。他們年輕瘦削，只要他們一出現，家家戶戶都充滿歡喜。他們的哈哈笑聲，他們有趣的口音，他們的旅行故事，他們的生活方式，都讓我感到著迷。這些人分送口香糖，組成爵士樂隊，女人們搶著要無縫線的尼龍絲襪與好彩香菸（Lucky Strike）。一個戴著小圓框眼鏡的年輕美國人覺得鮑赫斯（Boris）這個名字不好，俄國味太重了，他幫我取名鮑伯（Bob），這個名字帶來光明，它象徵「恢復自由」。大夥兒都鼓掌，可是我接受這個名字時沒有喜悅。
 
等我成為醫學院的學生，我又恢復鮑赫斯這個名字。此時，我覺得朵拉阿姨應該不會聽到人家叫我這個名字，沒有惹她傷心的危險。對她而言，那還是一個危險的名字，而鮑伯則代表重生，與我們的解放者美國人一起歡慶的意思。對我僅存的家人來說，我還是需要躲藏的，可是遠離他們之後，我可以變回我自己，用我的真名，恢復我的身分。
 
兩位童軍造訪之後，在瑪歌家的日子也告終。一天夜裡，我被叫聲與光線吵醒。法吉先生在睡夢中過世，法吉太太變得消沉，蘇珊回巴約納教書，瑪歌於週一早上也消失了，我想她是去拉內默藏（Lannemezan）當小學老師。房子變得安靜，沒有聲響，沒有好笑的廣播，沒有人來訪。就因為我叫博德（或拉博德？）所以我就不能去領牛奶，那變得很危險，我可能被人檢舉……。檢舉？
 
有一天，來了一個我不認識的女士。瑪歌說：「她會帶你去看你爸爸。」我爸爸？我以為他失蹤了。我整個麻木了，既無喜悅，也無悲傷。這個世界真沒邏輯。那位女士的左胸上有一個用黃色布料縫的星星，亮亮的，鑲有黑邊，我覺得很漂亮。瑪歌指著星星問：「您戴著這個好嗎？」那位女士回答：「我自有辦法。」
 
我們一路上沉默不語，悶了很長一段路來到梅里尼亞克（Mérignac）營區。那位女士走向守在營區入口的士兵，一邊解開她的圍巾，用安全別針將之別在上衣上以遮蓋那顆星星。她向士兵出示文件，然後我們走向一個木棚。一個人在那裡等我，他坐在一張木床上。我幾乎認不得我的父親。當然，他說了一些話，然後我們再度啟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