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感情為蔣氏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原動力。因為如果沒有這種對生長地方的熱愛之情，以醫生身分，蔣氏自可過著無憂無慮的「物質生活」，且可為子孫置業留產，而享盡天倫樂趣，受到世俗羨慕。但由於與生俱來的鄉土感情，對鄉土所受歧視與壓迫的不滿，以及期待鄉土改革與進步的殷切，蔣氏不僅毅然決然地拋棄世俗生活，致力於喚醒島人的工作，在過程中且進一步昇華出一種使命感。綜觀蔣氏一生，便始終在鄉土感情與使命感的驅使與號召下，為臺灣政治社會運動鞠躬盡瘁。
這種鄉土感情，蔣氏在參與政治社會運動之初，表現得特別尖銳。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文協」，直接目標即在醫治臺灣人患的「智識的營養不良症」；「文協」第一號會報，蔣氏寫有〈臨床講義〉一文，其診斷的病人即臺灣，病人所患的，即「智識的營養不良」；在「治警事件」的「五人答辯」中，蔣氏重述這一「智識的營養不良症」；一九二四年蔣氏因案入獄，「聽見鑼鼓聲和炮聲」時，對於「農家、勞働者、藝娼等一般下級社會的無新教育階級」，在「負擔官債和地主債」以外，還要負擔這種「神明債」，便感嘆地說「我們大多數的農民同胞，永沒有自覺出頭天的機會了」；一九二四年，當臺灣大學還在籌畫階段，蔣氏即著文〈反對建設臺灣大學〉，其所持理由有三：

第一、據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度統計，本島人的學齡兒童就學數，男女平均百分之三十三，而在本島的內地人（日本人）學齡兒童就學數，已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零七……現時不但不能鼓舞本島人全部的學齡兒童使其就學，連自發希望入學的兒童，都不能全部收容……據當局說是因為經費不足，不能十分施設，普及到一般的兒童……怎麼有經費可以建設大學呢？豈不是本末顛倒的計畫嗎？像這樣不顧民眾的初等教育，而只要建設一個少數階級利用得到的大學，恰似築屋不打地基而裝飾屋蓋一樣，豈不是太錯誤嗎？

第二、據十二年度統計，正教員（訓導）人數比例，小學校有百分之八十四，公學校僅有百分之五十一，則公學校的教員中，大約一半是正教員，一半是代用教員……這代用教員的多數，是公學校教育的一大缺陷，政府已有餘裕可設大學，怎麼不急速增設師範學校來補充這缺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