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這種鄉土感情昇華變成一種的使命感，蔣氏不僅要呼籲同胞、喚醒同胞，更要團結同胞、引導同胞，蔣氏這種昇華的使命感，可從臺灣民眾黨第二次與第三次全島黨員大會宣言表現的氣派，得到具體的概念。

一九二八年七月，民眾黨第二次全島黨員大會宣言內稱：

我們深知本黨所定綱領為臺灣人唯一的活路，所以對於綱領之實現，須極力去奮鬥，以求其貫徹。

一九二九年十月，民眾黨第三次全島黨員大會宣言內稱：

我們考察島內的形勢，知道民眾之趨向已是信賴本黨，我們因此益感責任之重大……本黨欲以最短期間實現本黨綱領政策達到人類解放之目的，需要同胞多數參加，是以不得不希望我臺灣同胞，必須切實明白今日之臺灣，只有本黨能圖謀民眾的利益，只有本黨能為民眾利益而奮鬥，對於本黨須予以督責和擁護，使本黨成為代表臺灣民眾利益的大眾政黨，這是本黨唯一的希望。

從這些宣言可看出，蔣氏的使命感，不僅使臺灣民眾黨「益感責任之重大」，也使臺灣民眾黨確信「只有本黨能圖謀民眾的利益」、「本黨所定綱領為臺灣人唯一的活路」；這種使命感終使蔣氏走上自我燃燒之路，最後且在「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悲壯聲中，成為使命感的殉道者。

本土運動

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在發軔初期，主要是由「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領導；由於林獻堂的關係，梁啟超的思想曾影響及議會請願運動的作法。

光緒三十三年，西元一九○七年，林獻堂與梁啟超在東京奈良邂逅。當時林獻堂二十七歲，係第一次到日本，在此以前林氏雖當過霧峰區長、臺灣製麻株式會社的董事，並曾延師「授經史」，但大致地說，這時林氏只是一個未曾有過大風波體驗以及學問基礎薄弱的年輕人；而梁啟超時已三十五歲，曾參與公車上書、維新變法，且歷經大難而不死；曾暢遊南洋、澳州及新大陸，並先後在日本創辦《清議報》及《新民叢報》，且有多種論著問世，並已發揮其「筆鋒帶有感情」文筆影響力的人。在這種情形下，這次相見除滿足林氏的仰慕之情以外，對梁氏所論，林氏會如醍醐灌頂而受其影響，毋寧說是當然的事，其中梁氏對林氏說要仿效愛爾蘭人的抗英，便直接影響到初期在林氏影響下的抗日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