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十月，當國民政府誓師北伐並旗開得勝時，《民報》即發表〈中國北伐軍的意義〉社論，認為「這回北伐軍的成功，確信是中國革命以來的大事件」，並要求日本政府在「日華親善」的原則下，應採取「嚴正不干涉主義」；及北伐軍在半年間節節勝利，《民報》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以〈中國國民政府承認問題〉為題發表社論，認為「現在國民政府的革命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將大中國已經佔領三分之二……於是乎，國民政府的承認問題已經成為國際上的大問題了」，因而「希望日本以過去和將來的密切的關係，鼓舞勇氣率先去承認國民政府」；在同號的〈中國革命軍的將來與臺灣的影響〉一文，更露骨指出，北伐軍的成功，對於「同是漢族子孫」的臺灣青年，「心理上勢不得不有受很大的刺激」；國民政府收回漢口租界後，《民報》又發表〈國民運動與民族運動〉社論，指出「臺灣和中國是僅隔一葦，對現在中國的國民運動，應當比其他地方有認識其正體的必要。中國國民運動，是為全民運動，已不只限於民族運動的範圍呵！」一九二七年五月，日本政府憚於北伐形勢，出兵山東時，《民報》馬上發表評論，指控「對華出兵」是「武人外交的輕舉妄動」；從這些報導及立論，均可看出隸屬日本統治的臺灣同胞，對在三民主義旗幟下奮鬥的中國民族運動，不僅洋溢著漢民族情操，更毫無忌憚在「日華親善」的口號下，對日本政府提出控訴。

這種漢民族情操，也可從「先覺者」的運動及行事看出。由林呈祿執筆，發表於一九二○年十二月的《臺灣青年》，並成為後來議會請願運動主要指導原理的〈六三法問題的歸著點〉一文稱：「我們亦同情於（日本）政府向來所引為疑懼的，即有悠久歷史，又具特殊民情、風俗、習慣，並保有固有思想與文化的現在三百四十萬漢民族，能否與日本大和民族在同一制度下，加以統治，的確不無疑問。」治警事件發生後，「五人答辯」也表現出此種「漢民族」意識，林呈祿的答辯詞，稱日據統治下的臺灣同胞，為「中華民族的臺灣人」，又稱「現在臺灣島民的大部分，無論怎樣說，都無法否定他們是中國的福建、廣東移住過來的歷史事實，這事實在戶籍上也有明白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