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我們常常聽到這些說法：
 
—中國是東方的，基督宗教是西方的
 
—儒家（儒教）、道教，以及中國化的佛教是本土的，基督宗教是外來的
 
—中國是包容的，基督宗教是排他的這些論斷，從宏觀角度鉤勒了「基督宗教」與「中國」的大不相同。但我常常疑心：這種認識，除了在大格局裏提供了極其便利的「定論」之外—它是否過於高高在上？—以至，無法反映一個又一個，關於「文化相遇/文化衝突」的心靈故事？
 
這正是本書序文裏，提出「利瑪竇（Matteo Ricci）和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是否中國人」這一疑問的原因。從「對中國的認識」甚至在某程度上「對中國的認同」而言，利瑪竇和戴德生是很夠資格的。這兩位分屬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傳教士，他們在不同年代，穿着中國人的服飾，向中國人述說他們的信仰。利瑪竇說中文，熟悉中國經典，還能用中文撰述，有《天主實義》等名著；他死在中國，埋在中國。
 
戴德生的名言，至今華人基督徒仍然耳熟能詳：「我若有一千英磅，中國可以全數擁有。我若有一千條性命，中國可以全數擁有。」（If I had a thousand pounds China should have it—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China should have them）[1] 今天，戴德生的第五代後人戴繼宗（James Hudson Taylor IV）還在臺灣宣教。像利瑪竇和戴德生，他們有着中國人的名字，比許多不諳中文的華僑後代，「中國」得多。但是，為甚麼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仍然說：「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英國傳教士戴德生」—而不說中國人利瑪竇、中國人戴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