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說的是：確實，利瑪竇和戴德生尊重中國傳統，努力學習漢文化。但是，如果中國文化和傳教目的發生衝突，那麼利瑪竇和戴德生，他們捍衛的是哪一種價值？他們的選擇—會不會是我們無法稱呼利瑪竇和戴德生為「中國人」的理由？但是，漢族就必然捍衛中國文化，是中國人嗎？前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Gary Faye Locke），他是廣東台山市移居美國的第三代，有中文名字，那是「中國人」當了美國的代表嗎？可是，如果中美發生磨擦，就駱家輝當時的官職而言，他捍衛的是哪一國的利益？顯然是美國 [2]。那麼，駱家輝是美國人，是外國人了。但是，設想你從不曾認識駱家輝這個人物，你在中國的土地遇上他，看到他的外貌：黃皮膚黑眼睛，你會首先跟他說英文，還是中文？這樣，除了美國公民的身份外，駱家輝身上是否還有一種無法洗刷的印記；以至我們對於「華人」，還是不得不產生一種「中國式」的聯想？
 
於是，我們有了一些古怪的說法：諸如「美籍華人」，或者「華僑」—儘管駱家輝不大可能認為自己只是「僑居」美國。這樣，「華僑」，又是不是中國人了？和駱家輝的例子大不相同，2008年，曾任香港海洋公園董事局主席的盛智文（Allan Zeman）入籍中國，領有「回鄉卡」。這樣，德國出生的盛智文 [3]，就「完全」成為了中國人—中國，就成為了他的「鄉」嗎？不懂說中文的中國人，是不是中國人？我在想：中國人的身份，是否一個「本質」的問題，因此即使某人成為了基督徒，或者入籍美國，仍然不可能失去這個身份？抑或，「中國人」終究是一種身份認同，甚至是一種法律的概念，可以努力爭取，也可以捨棄？想到這裏，我才記得，戴德生「名言」完整的表述，應該是這樣的：
 
我若有一千英磅，中國可以全數擁有。我若有一千條性命，中國可以全數擁有。不！不是中國，而是基督。難道我們能夠為祂做過多的事情嗎？（If I had a thousand pounds, China should have it. 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China should have them. No! Not China, but Christ. 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