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中，我探討科學的領域和人類理性的極限。科學提供對真實世界的理性觀點，這觀點將宇宙視為有秩序，無論活的或死的，都看成按規則運行的物質世界。這是極有力的觀點，嚴謹且簡潔，但卻對人類最關心的問題出奇沉默。

科學能讓我們知其然，卻無法知其所以然。

政治、法律、藝術和宗教，則提供對真實世界的其他觀點，從第一人稱立場出發，根據的是實用或美學的理性原則。正如幾世紀以前義大利哲學家維科所指出的，這個真實世界（文明與文化的世界）才是我們真正能掌握的，因為這個世界是我們而非上帝所創造的。

創造的瞬間、失望的深淵

也有完全非理性的觀點，無關規則、無關判斷，但往往能在瞬間撕破日常生活的外衣，而讓我們看到真實感情的部分。理性好像是蛋的脆殼，常在危機時破裂，讓我們看到裡面軟弱的部分。這些危機可以是創造的時刻，也可能是失望的深淵—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周遭的世界改變，我們的想法和價值觀也隨之起了變化。

偉大的量子物理學家鮑立（Wolfgang Pauli）是極端的理性主義者，他病重臨終前，便遭逢這樣的危機。荷蘭宗教史學家奎斯培（Gilles Quispel）曾告訴我以下的故事。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 有一次派奎斯培遠赴埃及， 買一本「靈知主義」（Gnosticism）的古典經文（後來就叫榮格抄本）。多年後，奎斯培應榮格之邀，做了一系列有關靈知主義的演講。鮑立那時正和榮格合作，寫一篇談「共時性」的論文（探討恰巧同時發生且意義上相關的事件），就來聽演講並參加餐會。奎斯培坐在鮑立旁邊，談話內容十分引人入勝。突然鮑立改變話題，激動問道：「你相信有人類性格的神嗎？」奎斯培嚇了一跳，閃過了這個話題。後來他才知道鮑立瀕臨死亡，正尋找他生命更深一層的意義，此過程使他重新確認他的猶太祖先和傳統。

在那一場關於靈知主義的演講之後，鮑立走向奎斯培，言辭沉重說道：「這神—靈知主義的神，我可以接受。我永遠無法接受有人類性格的神，不可能有這種能忍受人類痛苦的神。」幾個月後，他過世了，他已見到了信仰的神：耶路撒冷的神，而非希臘的理性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