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對正義法則的懷疑，所探討的可以是亙古以來人類永恆的問題，但他的悲憤卻是直接衝著漢王朝而發的。在人間的正義是依賴公平的仲裁者來實現的時代，如果掌權者本身就是不義與罪惡的代表，如果掌權者所訂定的是非善惡、仁義道德等標準，只是方便他們剝削下民的工具，那麼，顛連無告的大眾，難道還要相信掌權者宣傳的那套「王道」、「天道」的鬼話！「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司馬遷本人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他是受害者，難怪會如此憤慨，也難怪他在〈游俠列傳〉中明白宣告，除了統治者那一套「正義」外，還有另一套更值得珍惜，屬於下層人民的正義標準。

司馬遷如何面對「天道」破產的困境

「天道」既告破產，「善有善報」、「福德一致」的願望已成泡影，但隨波逐流，事實上又是懷有道德理想的人所不甘為。對此，司馬遷認為道義本身有其獨立的價值，人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人的尊嚴是無價的。因此，他特別標舉孔子所主張的「各從其志」、「從吾所好」的自我抉擇，肯定舉世混濁中，不放棄追求道德理想者的價值。

但是，正義之士固然願意為理想忍受各種苦難，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如果一輩子堅持理想而不能見知於人，得不到人們的任何肯定，終歸是一種遺憾。而在舉世混濁之中，唯一能使君子的苦心不致埋沒的，只有聖人了。所謂「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只有聖人興起，萬物的實情才能大白於世，就像伯夷、叔齊與顏淵，生前雖遭到不幸，但由於孔子的稱頌，他們的德行與苦心終能為世人所知。不過，還有更多淪落下僚的賢能之士，卻沒有顏淵等人幸運，得不到聖人的頌揚，因此他們的事蹟堙滅而不彰，這種人又有誰替他們主持公道？司馬遷感歎的說：「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行文至此，司馬遷的抱負已躍躍欲出。他要效法聖人，替受委屈的人打抱不平，為人間伸張正義，使欲砥行立名的人，得以傳名後世。他認為，透過歷史的忠誠記載，可以還給那些在現實世界受到委屈的人公平。史家的良知與責任感，使他願意承擔下這分重責大任，「天道」雖然破產了，但他要以公正的史筆，「替天行道」，使忠臣義士不朽。這也就是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抱負他要把《史記》寫成可以當作人世間準則的《春秋》。透過以上的途徑，司馬遷終能突破「天道」破產後的困境，找到自己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