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中國人文學術的反思與轉型，不獨「龍學」為然。據我所知，一九九○年代以來，大陸學界就開始「學術史熱」，出版了幾本反思、討論近現代學術史的著作，例如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陳平原接續做了二編。又例如王斯德、童世駿主編《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人文學科》，分為哲學、文學、史學三卷。很多重要學者，例如梁啟超、王國維、劉師培、魯迅、吳梅、黃侃、陳寅恪、胡適、郭沫若、郭紹虞、夏承燾、顧頡剛等，都被討論到了；或重要的議題，例如「文學中的個性主義思潮」、「文學語言的革新與文學的發展」、「西方文學研究方法與本土實驗」、「方法論的近代衍化」、「近現代化過程中價值觀的轉換」、「中國史學現代化的行程與流派」、「歷史哲學的現代性變遷」等，也都被討論到了。這樣對近現代學術史做出全面的反思，應該是想從既有的學術傳統去找尋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另外，陳平原自己也獨立寫了一本《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他將胡適及章太炎當作兩個新、舊典範，以「問題」為導向，看胡、章二人當時的論爭，所涉及的主要學術問題在哪裡，而將它拉出來再做一番反思，並關聯到當代，以找出繼胡、章之後，未來學術的發展，應該朝哪些方向。
 
因此，反思傳統，就是為了替未來的學術找出開展的方向；能繼承傳統，才能另開新局。那麼，「百年龍學」應該如何反思、批判，既能繼承傳統，又能另開新局？
 
然而，反思、批判雖已開始，新局是否已將建立？而中國人文學術之「現代化」是否就如晚清以降，許多知識分子觀念中的「西化」？中國人文學術從知識本質論到方法論，有沒有它異於西學的特質？是否回到中國古典學術傳統的內部，由「內造建構」的途徑，也可以從「創造性詮釋」，26 轉出可供中國人文學術走向「現代化」的詮釋典範？其實，此一問題兩岸學者早有關懷與思辨，只是尚非一時可以奏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