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後全球資本主義的消極共產社會 〉

Piketty跟一般抱有改良主義思維的經濟學家的共同想法是，當不平等到了極端的地步，對成長是無助的，而讓中產階級擁有相當得體的國家財富對成長不是壞事，他主張的對策是令先進國家進行財富再配置，美國可以將其財產稅制改為累進稅，並強調針對富人徵稅不是要摧毀富人的財富而是要增加底層及中產階級的財富。對新自由主義者而言，這其實是福利主義思維的變種，因為若要成長不是靠政府公家從富人的口袋拿走一些錢去花費，而是由私人從商業利益出發去投資生產並賺取更多的收益，這樣不單經濟會成長，國家財富才可繼續累積。傳統新自由主義經濟家相信收入不平等能帶動成長，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成長要靠投資，收入不平等令儲蓄率提高，因為富人比較會也比較能儲蓄，這會促進投資；另方面，對於新產品的消費，高收入階層的需求會比低收入階層要高。對於這種說法的批評是，社會財富兩極化長遠來說令消費不振，反而不利成長。

這種爭辯的前提必須修定，由於金融資本對所謂經濟繁榮的貢獻愈來愈大，經濟發展的動力不再集中在生產與消費的增加之上。理論上來說，假設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中金融資本不變，經濟學家可以找到不平等的最適點，可以最有效地促進成長。簡單來說，即使國家財富配置從富豪轉移到中產階級或低層人士，也不必然會帶來更好的所謂「經濟成長」。據此而論，訴諸成長做為資源或其它益品再配置以降低不平等程度之理據並不夠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