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在經濟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躍進時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證明後來劉少奇搞的是「修正主義」該否定，可是他卻拿不出新的一套來取代，於是他就祇好滿足於提口號，增加政治運動的頻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則，毛在肯定聶元梓大字報時就講過這篇大字報是「二十世紀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條裏明文規定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風暴」，上海造反派奪權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時，毛卻表示不贊同。十六條中規定的全面選舉祇在一些單位成立文革會或革委會時實行過（當然，那還談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選舉），地區的革委會沒有一個是通過普選產生的（包括奪權樣板的上海市革委會）。就在1967年3月，《紅旗》雜誌發表文章談到革委會的建立，閉口不談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選舉，而是提出由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解放軍駐軍負責人和黨政機關革命幹部「醞釀協商」。等到了1968年2月，《紅旗》雜誌文章乾脆說「迷信選舉是一種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認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張，可是這一指示並未認真貫徹執行，五七幹校既是以該指示命名，看上去應該是五七指示的試驗田，但到頭來它祇不過是靠邊站幹部的集散地罷了。
 
一直有人把毛發動文革說成是為了實現他的平等理想。此說實大成疑問。且不說在516通知等文件中總是對平等嚴辭批判，其實就連毛所盛讚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遠。中共在延安實行的是「一國兩制」，供給制祇惠及中共集團內部，並不包括邊區的普通百姓。再說延安的供給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實味語），等級分明得很。共產主義理想是要消滅三大差別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權之後才有了城鄉戶口二元制，擴大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並使之制度化。這不能不使人想起歐威爾的《動物農荘》裏的那句口號—「一切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再舉一例，文革廢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學生全數趕下農村，遇到推薦上大學和招工參軍等機會，由於沒有硬標準，憑藉關係走後門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