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重拾追尋之旅
 
到了中年時期的某一段時間，我再度重拾追尋之旅，或者該說是把問題還原到最單純的狀態：到底我十七歲那年發生了什麼事。在某些夜晚，當我絞盡腦汁想辦法處理越來越多我必須負責的人事物――截稿期限、活動舉辦、運動推展、學術研究、母親職責――的時候，我會回想起青少年時期的那場經驗，因為那實在是太奇怪了，我希望能找到更好的語彙描述它，而不是冠上「精神疾病」或某種暫時性的認知錯亂這樣缺乏解釋力的標籤，然後被永遠埋葬。就像如今我們常在車站聽到的廣播一樣：「如果你看到了什麼，就應該要通報」，而我確實看到了什麼。沒錯，它是某種難以言說而不怎麼正常的東西，是在某種我也說不清的意義上簡直是有生命的東西。但這跟矽電極電位的震盪那件事一樣，我仍然有責任把情況呈報出來，在有必要的時候也必須冒著被嘲笑的危險，好好傳達出世人不想聽或甚至是無法理解的訊息。
 
我選擇「重拾」這場旅程的時候，情況其實並不怎麼好。我投入超過十年以上的那場運動正在眼前分崩離析。隨著先前的同志們逐漸離去（有的去做自己的事業，或是在某些情況下進入邪教或監獄），我已無法再想像自己是個戰士。我最多只能算是一名士兵，頑固地緊咬著「社會改革」這個大計劃不放，即便當那已經意味著要在最乏味地妥協了的所謂「左派」的剩餘碎片之下工作，設定的目標也不再是要引燃「群眾」的熱情，而是去奉承（因此希望可以影響）比我們更有影響力的人物。我把越來越多時間投注在女性主義運動上，但這項運動也同樣往往被無用的討論淹沒，例如要決定「團結方針」。我撐過那些冗長會議的方法（往往是長達整個週末，在沒有窗戶的會議室裡舉行），是試著計算有哪些數字是質數，而且一路算到兩百。
 
同時，我父親也被阿茲海默症擊倒了。原本那個聰明而複雜的男人，如今宛如一座半邊已融掉的蠟像，講出來的話越來越僅限於一些聽起來像是字的聲音，或根本只是模糊的咕噥聲。又或許，不只是阿茲海默症，連同養老院本身也是讓他變成這樣的原因之一，因為如果你把伴隨著一個人的所有文件、工作和對話溝通都拿掉之後，最後看到的會是一個人蹲在馬桶旁拿塑膠湯匙攪拌自己的大便，或者我只是倒楣才會撞見這種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