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2004年11月18日，杭特大學(Hunter University)告訴Bernadette McCauley教授停止所有的研究，她正被調查。用一封寄到她家與辦公室的信，有兩位教授警告她，她已經讓整個紐約市立大學陷入風險中，她的行動將提報給聯邦政府。McCauley究竟犯了什麼滔天大罪？她從四位在華盛頓高地長大的修女獲得電話號碼，她們對歷史系學生提出研究鄰里的建議。McCauley認為她只不過是安排臨時的對話。然而，對於杭特大學的人類研究參與者保護委員會而言，McCauley與四位修女之間的互動可能是「包含人類受試者的研究」，因為沒有通過計畫執行的許可，McCauley已經犯了嚴重的學術大罪。委員會不僅開始調查McCauley與修女的互動，也調查她研究一本書而使用的文獻。McCauley認為這一切實在太過荒謬，她僱了一位律師來抵抗壓力。但是當被告知她的工作具有風險，她給了委員會想要的資訊；六個月之後，結論是她的工作根本不需要審查。
 
McCauley的個案很極端，但是展現了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IRBs)，像杭特大學委員會的權力，可以運用於全美國的每一位想要做訪問、調查或觀察人群的學者，或者訓練學生去做訪問、調查或觀察人群的學者。在1990年晚期，越來越多的IRBs宣告對於人文與社會科學有道德與法律權力。想要進行調查或訪問人們的研究者首先要完成研究倫理的訓練課程，然後遞交他們的研究計畫大綱做事前審查，之後接受IRBs研究策略的修正。研究者如果不從，可能喪失研究經費，或者學生會被取消授予的學位。
 
大多數的社會科學計畫可以順利通過IRB審查，但是也有一部份計畫並非如此。自從1970年代開始，特別是1990年代中期之後，IRBs告訴許多學者，他們只能在特殊條件下發問，使得研究滯礙難行。這些研究者對於眼前的阻礙滿腔憤怒，但是他們不是唯一的失敗者。我們難以衡量由於倫理審查造成的研究損失，社會減少了專書與論文，較少有學者想要與他人互動。結果，我們不瞭解賭場如何對待他們的員工，醫生如何對待他們的病患；我們對於立法委員和脱衣舞孃的日常工作所知甚少，也不瞭解同志摩門教徒或者愛滋的行動者；我們不知為何有些人會變成音樂教育家，或者其他人成為炸彈客。我們有更多的大學部學生或研究生會從與他人談話的學術生涯中撤退。對於任何認定學術價值者，IRBs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