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地，社會科學家缺乏政治權力，經常是政策的目標而非締造者。立法者花很少時間調查社會科學的實務，而依賴於一般性與假設性的個案。訪談、調查與觀察方法的關鍵問題只由聯邦官員秘密討論，社會科學家被排除，規範本身是匆促形成的。到1979年，規範的可用性才確實受到公共辯論的影響，檢視更新問題為時已晚。社會科學人類受試者規範中跑龍套的失敗者(Rosencrantz與Guildenstern) ，在主要行動的邊緣，他們絆了一跤而出局，被主要人物忽視，註定有不好的結果。
 
大部份的立法者並未問社會科學是否需要規範，或者什麼樣的規範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參與者比較好；他們只問了一個窄獈的問題：為生物醫學研究發展的政策如何適用到社會科學。IRB系統的創造者尋求可以應用到讓聯邦機構資助的所有研究。在找尋共同性時，他們也用生物醫學借來的字眼，框限社會科學的爭論，包含生物醫學對於科學、研究與受試者的定義；他們忽略了不同研究類型的差異。為了簡化行事，立法者強迫社會科學研究套入一個不合適的生物醫學模式；他們有時保證對於社會科學特殊的政策近在咫尺；有時會推卸責任，保證有其他人會修正問題，提供足夠的彈性；但是他們對於社會科學研究提出的問題不當一回事，也不會真的設計一個系統去解決那些問題。
 
為何立法者行為如此惡劣就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決策者本身反覆宣稱會投入心力來關注社會科學研究，但事實上不然，很難對於他們的解釋寄予厚望；似乎他們只是結合好意與不情不願地考慮行動的所有後果。IRB系統最有力的形塑者有一個共同興趣，研究參與者的權力與福祉，特別是醫學研究；為保護參與者，他們寫出適用的研究盡可能多的規則，已備有一天需要控制社會科學家。他們真正關心的經常是覆蓋所有醫學與心理學研究，這意味著使用概括性的語言，涵蓋他們沒有特別興趣管理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