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英國首相、有鐵娘子之稱的戴卓爾夫人本來就不喜歡、也不懂足球，也許她認為足球是低下階層的玩意，是由失業工人化成搞事份子的溫床，她任內曾幾乎成功推行一項只有專制的政府才做得出的事：要求來看球賽的每一個觀眾都要有會員證，以方便秋後算賬。她為了治亂世，自然要用重典，故為該場災難而作調查總結的「泰萊報告」（Taylor Report），其中一個規定，是要所有球場取消站立的企位，只能有座位，以減少入場人數來控制人流。這幾乎等於判了足球極刑——一方面因入場人數少而減少收入，另一方面球會要支付大筆重建球場的費用。慘劇除了揭露警方因控制不力及事後隱瞞真相，成為眾矢之的外，對足壇更深遠的影響，是進一步推低足球在社會上的形象，而利物浦，無論是足球隊，還是作為一個城市，在當時的政府或輿論聲之中，均成為暴風眼。戴卓爾夫人在事後兩天，很快就斷定災難是由利物浦的流氓沾滿血腥的手造成的︰「我一定要把這幫流氓趕盡殺絕，之後再談怎樣重返歐洲。」
   
這幾乎等如給當時利物浦的球迷全定性為動亂分子，而利物浦市政府因打壓流氓不力，中央大有棄城不顧、任由其自生自滅之意。
   
因此，當時所有球會及一眾老闆，為活命不得不另尋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