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義出現，文明教育廣泛傳播，宗教信仰自我完善和清除所有迷信觀念，伴隨著這樣的時代，我們的二十世紀宣佈降臨了。事實上，啟蒙運動時的大部分不大能實現的目標現已經至少是部分實現了：我們一些人擁有大量財富，在西方社會大部分人將暴行中的自由視為目標，科學廣泛傳播。但是，發生了什麼？作為個人我們更加糊塗了，缺乏道德理想，害怕將來，不知道做些什麼來改變情況，也不知如何拯救我們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們原來是最好的盲從者，」阿奇伯德·邁克雷斯宣佈：
我們為事實所困，但是我們已失去或正在失去我們人類感知自己的能力…          
...現在我們通過事實，通過幻想，運用頭腦已知道了。看來我們並不能像莎士比亞那樣獲得答案，莎士比亞知道是誰使得李爾王站在荒地上向失明的格魯塞斯特哭喊：… 「你看到世界如何運轉了，」 格魯塞斯特回答到：「我深情地看到了。」
 
語言只有在失去了人類的溫暖、顏色、親密的含義、存在的價值的情況下會放棄神話，而這些構成了每個人生命的意義。通過清楚他人語言的主題思想，通過嘗試對他人世界非常重要的詞語，我們彼此理解。失去了神話，我們就會象一群大腦損傷的人不能明白話語，不能聽到聲音。對於同時代文明的貧困和通常對神話解釋的虛假，我們更能證明後者。
 
從對麻醉劑的使用上可以看出對神話的渴求和因為沒有足夠的神話導致的缺乏勇氣。如果我們不能懂得生命的意義，我們只能借助古柯鹼、海洛因、猛擊或其他藥品，通過暫時地「飄飄欲仙」的感覺，暫時從日常煩惱中解脫出來，這也是我們在精神療法中常見的一種方式：當某人發現他的希望極渺茫時，他可能會考慮採取服用過量藥物或刺痛他自己的方法感受他的命運。如果我們註定要走向滅亡，那麼與其痛苦嗚咽倒不如猛撞離去。
 
今天，人們紛紛湧向崇拜，特別是年輕人和老年人，也暗示了對神話的迫切需要。任何組織只要它能許諾帶來福氣、愛，能指出通向上帝之路，它就會擁有觀眾，就會有人湧向它，不論它叫什麼。吉姆·約翰斯和圭亞那悲劇，因為聽從權威人士約翰斯980名追隨者集體自殺，這仍然是我們無法忘記的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