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問題是國家概念的核心。我們可以依循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將現代國家定義為合法的暴力壟斷。暴力壟斷具有多種意義，一方面，它取消下級機關（封建貴族、地方行政單位）首長使用暴力的能力。另一方面，暴力壟斷是法治國家可能出現的條件，無法與黑社會、私人民兵及軍閥並存。法治國家不僅以「壟斷暴力的使用」為基礎，也將暴力的使用限制在法律規定的情況和形式之下。在此範圍內，「壟斷」成為可能以討論來解決問題的政治行動條件，我們再也不能將「暴力壟斷」和「武力為政治行動之特有方式」聯想在一起。壟斷可用來解釋政治的暴力概念，但也能具備另一種意義，那就是將公民之間的暴力「禁忌」（tabou）加以制度化，唯有揚棄暴力才有可能透過討論來完成行動。
　　
如同其他適用於政治場域的概念，敵友之間的區分也在於權力和討論。是敵是友取決於權力或討論，並因而有不同的意義。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認為，政治的本質就在此一區別中，因此，決定敵友角色的因素就是政治權力的可能定義之一。但是，從討論理論的觀點來看，潛在的敵人就是那些宣稱要進行討論的對手。他只遵循暴力，因為他認為透過討論來尋求協議，是沒有意義與價值的。他之所以是潛在的敵人，那是因為永遠都有可能與他開戰，更確切地說，那是因為討論並非討論――或者該說，討論的目的不是做出協議，只是用來爭取時間，以鞏固力量對比。再者，敵友對立至今都是政治的常因，但是，常因並非本質。透過某種本質變異（variation eidétique），我們可以忽略此一對立，且不會從而消除所有構思政治行動的可能性。若我們忽略共同解決關乎集體的問題，那就不同了。例如，藉由修正康德（Kant）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isme），我們構想出一個以人民長期結盟為基礎的永久和平。此一聯盟要能處理關於共同利益的問題，例如自然資源的延續、環境保護等，還要能針對所有的情況率領行動，在符合正義原則的情況下，這個行動將不會是單純的治理。此一政治行動與敵友對立無關，而是應盡量避免此一對立關係的出現，例如因自然資源匱乏而導致對立。透過這些例子，我們可以說，戰爭和敵對關係永遠都是存在的，就某種意義而言，我們永遠都會返回此種關係。但是，這並不會讓敵友對立成為政治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