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相關輔助文獻表明，關於基本認同的建構和維持，這個議題不僅複雜，且具有歷史偶然性。民族性這一觀念是隨著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的出現而得到充分發展的，首先在歐洲隨後在其他地區。正如柯嬌燕指出的那樣，將這一術語用於更早的時期是時代性的錯誤，是對歷史的扭曲。這並不是說清統治者缺少自我認同和認同他人的概念，不過，政治環境的要求和對自我的界定完全是兩回事。清的統治範式不是民族國家，統治的目標不是建構一種民族認同，而是允許多元文化在一個鬆散的人格化帝國之內共存。現代意義的民族性並不存在，同時國家也不想去創造這種民族性。
 
現代民族性不僅意味著創造出一個休戚相關的群體，而且要把它與其他群體區別開來。在女真人的故鄉東北亞，這些界限是很不固定的，三種不同的生態系統──蒙古高原、茂密的森林地區和肥沃的遼河平原──在該地區交錯在一起，使得依靠遊牧、漁獵和農耕為生的民族能夠互相交往。十七世紀的女真人以農耕為生，他們與蒙古人共用的詞彙顯示了兩個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女真人不僅講蒙古語，還用蒙古文字書寫，努爾哈赤的一些族人還採用了蒙古人的姓名和頭銜。依據有關八旗結構的蒙古文資料，大衛‧法誇爾（David Farquhar）揭示出，早期滿洲國家中的許多中國元素實際上是通過蒙古人傳入的。
 
滿洲人把來自不同文化傳統的人納入八旗組織，力圖把他們塑造為滿洲人──用同樣的法律、著裝規範和社會規則管轄他們。以前的各種認同意識被融入新的八旗認同中，至少在十八世紀之前是如此──到十八世紀，宮廷還很看重以血統來確定身份。即便如此，征服者精英仍然具有明顯的多元文化特徵。十八世紀新被納入清帝國統治集團的穆斯林、西藏人和蒙古貴族，使得征服者精英集團不至於具有單一的種族背景和認同。同樣地，儘管存在王夫之等主張「嚴夷夏之防」的人，但大多數儒家士子強調儒家學說的普遍性和通用性，認為他們的主要使命在於「教化」和「文化」，而不必在意種族或民族背景。在這兩大族群中，認同不是固定的，而是變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