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研究與撰寫史著之回顧】
 
（一）研究辛亥革命的微觀與宏觀
 
1、初出「茅廬」挑戰名史學家
 
余對辛亥革命史料之涉獵，約在民國四十六、七年間（一九五七～一九五八）。編著《胡漢民先生年譜》之際，閱讀胡之《自傳》，對革命活動之記述，生動有趣。繼閱其《文集》，革命史料，至為豐富。其後參與《國父年譜》之增訂，考訂史料，對辛亥革命之了解漸多。此為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前後之事。此時大陸方面有辛亥革命資料及回憶錄等多種史料之出版，台灣方面受此衝擊，有《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之編印，會中同仁多參與其事，余亦與焉。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為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編印叢書數十巨冊。余亦參與編校工作。故此數年間，余所接觸者，以辛亥革命史料及其史事為多。是年十一月，台灣報刊頗多紀念孫中山革命運動之文章。最堪注意者，名史學家方豪先生連續為文〈國父來台次數說〉，依其「考訂」，孫中山來台之次數，由「四次」而「五次」，再而「六次」、「七次」乃至「八次」。且在《傳記文學》七卷六期（總四十三號，民五十四年十二月）發表〈研究國父來台次數的經過〉一文，以確認由「四次」而至「八次」之說。余閱此文，大為驚異，以為方豪先生，乃「名史學家」也，何以治學有失嚴謹，乃為文駁之。對於長者，不免失禮，諷其如再「研究」，可能增至「九次」、「十次」矣；余誠希望「次數」愈多愈好，然據可信史料，僅有「三次」。《傳記文學》社長劉紹唐將余文送給方豪先生，但無下文。
 
2、考訂胡適的疑難問題
 
〈朱芾煌與辛亥南北議和〉，為余首次發表研究辛亥革命史事之專文，載於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八月之《傳記文學》第十九卷二期。利用大陸與台灣方面印行之資料，考訂朱芾煌在辛亥（一九一一）南北議和前，至武漢活動之日程，與南北開始停戰之關連。此事起於胡適在其〈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的「毅軍函扎」中的袁克定給馮國璋的手扎〉之文。胡在文中指出：惜此「手扎」無日期，對朱到武昌日期難以明確，因而對若干重要事實之演變，無從加以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