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人不可以說謊」的學者當中，最有名的是德國哲學家康德。身為義務論者，康德認為人受到「道德命令」規範而有其該盡的道德義務，他主張的其中一條義務正是「絕對不可以說謊」。因此就有人問康德：「當有人拿著槍按你家門鈴、用一副要來尋仇的臉問：『你爸在家嗎？』難道你還是認為不可以說謊嗎？」這個思想實驗固然極端，但確實成為批評康德的有名反例。也因此就算是支持康德的哲學家，有些人還是會選擇幫康德緩頰，主張康德學說不必然導得「絕對不可以說謊」的結論。

和義務論齊名的另一個學派是目的論，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結果主義。結果主義者主張：一個行為的對或錯，完全被行為的結果決定。所以人是否可說謊，是看說謊後會導致怎樣的結果來決定。至於大部分情況下，人們選擇誠實，是因為理性考量後，發現說實話的結果通常比較好。如果有時說謊才能造成比較好的結果，那麼說謊就是道德上對的行為。也就是說，結果主義者會認為：說謊不必然就是錯的。

但是，撒了「該撒的謊」之後依然會有虧欠感

雖然從結果主義與義務論來看，同樣都無法得到「是否可以說謊」的決定性答案，但肯定的是，這兩種主張對於人們在說謊後是否該有虧欠感，具有不同的看法。

對結果主義者來說，由於行為對錯完全交給行為結果決定，所以一旦我評估某個說謊的行為，確實會比不說謊造成更好的結果，那麼這次的說謊對我來說就是「對的行為」。換言之，我不必因此感到愧疚與良心譴責，因為這就是道德上該做的事情，做假承諾以及違背承諾也是如此。如果行為者感到掙扎和虧欠，結果主義者會將其解釋成，那只是行為者習慣了一般道德觀而產生的「不適感」，在道德討論上並不重要。如果是康德義務論者，行為者說謊後感到虧欠就是很自然的事，因為不管基於什麼理由做了決定，「說謊」本身就是錯的，不會因為帶來好結果就變成對的，行為者仍然需要承認道德上的瑕疵。就這個區別加以考量，我個人基於兩點理由，比較傾向支持義務論：

一、對於人們說謊後的心境狀況，義務論的描述比較接近現實。不管基於什麼理由說謊，人們總是會意識到自己「似乎做錯事了」。就算理智上不斷告訴自己是基於好的理由才說謊，虧欠感仍然不會因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