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南方的城市因為民權支票遲遲未兌現而開始躁動不安,當地警方以消防水龍帶和警犬攻擊了非暴力的民權運動示威者,而甘迺迪總統選擇動用了整個聯邦政府的力量去支援欲消弭差別待遇的一方,因為這麼做才是正確的決定。甘迺迪總統動員了阿拉巴馬國民警衛隊,並於聯邦法院的命令下讓兩名黑人學生進入阿拉巴馬大學就讀。當晚他在電視上對全國人民表示:「我們面對的主要是道德難題,一個跟聖經一樣古老、跟美國憲法一樣直截了當的道德議題。問題的核心在於:不管我們是否會以同理心對待其他美國同胞,所有美國人是否有資格獲得平等的權力與機會。如果一名美國人只因為自己的皮膚顏色較深,便無法在公共餐廳吃午餐,無法送孩子去最好的公立學校就讀,無法投票支持代表他的公務員──簡而言之就是無法完整享有所有人都能追求的自由生活,那我們之中又有誰願意改變自己的膚色,站在他的立場呢?我們之中又有誰甘願承受消耗耐心又延宕的商議過程呢?」在同一篇演講當中,甘迺迪總統宣布他將會啟動國會立法,將任何公共設施的歧視行為視為違法,而此法案後來則演變成了「一九六四年民權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並於甘迺迪死後通過。
藉由頌揚他人對公職的付出,我們家族亦緬懷了我父親對公職的奉獻。一九八九年,我們創辦了「當仁不讓獎」(Profile in Courage Award),每年選出一位不顧自身、為國家基礎信念挺身而出的政府官員,予以獎項。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無論是為地方、為州或為全國服務,這些男女官員全是本書中八位傳奇參議員的接班人。自從《正直與勇敢》一書寫就至今,我們對於勇氣的共同定義已有所放寬──妥協和堅持己見也成了一種勇氣。